中国佛教历史

一、后汉佛教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于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佛教最初传入汉土，确实年代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现在分别述之如次：
　　（1）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说，依据文献流行的次第，可举出十种：
　　其一，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秦景宪。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经，有类赵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其二，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其后王谧答桓玄书也说：“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逾四百，历代有三。”又刘宋宗炳《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新语.文学篇》刘注也依据《列仙传》说：“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公元前32—1）已有经矣。”这些皆是泛指西汉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时（公元前140—87年）已经知道和佛教有关的劫灰说。
　　其四，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之世。
　　其五，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汉武故事》（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元狩中（公元前122—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
　　其六，上述《释老志》还依《史记.大宛传》说，张骞使大夏还（公元前126年），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其七，梁萧绮辑本王嘉《拾遗记》说，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国（即身毒）有道人尸罗来朝，荷锡持瓶，沐胥国五年，乃达燕都。
　　其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即元前218年）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也有此说，并谓出于道安、朱士行等《经录》。
　　其九，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又据《周书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29年）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而以此为佛诞年代。北齐僧统法上曾沿此说以答高丽使者，后来更为一般佛徒所习用。
　　其十，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公元前551—429年）深知佛为大圣”。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
　　（２）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十年（64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一，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290—300年）道士王浮所伪作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75年）使还（文见《广弘明集》所载《笑道篇》转引）。《广弘明集》所载的伪作《汉法本内传》作三年（60年）感梦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记年代。又隋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作七年感梦遣使。唐靖迈的《古今译经图纪》更调整作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最后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又改作四年感梦，七年使还。其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骞等，《出三藏记集》所载《四十二章经序》及《弘明集》所收《理惑论》作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理惑论》作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齐王琰的《冥祥记》作使者蔡愔.此外或无使者名字，或作张骞、秦景，或作蔡愔、秦景，或作秦景、王遵。其三,关于佛典的传译，《化胡经》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译事及译人都没有说到。《冥祥记》也只说写致经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才说“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四十二章经》）”，未说到竺法兰。《高僧传》说有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又说此经是竺法兰所译。《魏书?释老志》虽然把腾、兰结合起来成同时来汉地，然而只说“得《四十二章》”，未说到译事。到《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为后来传说的张本。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得到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的年代，后于明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世高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根据《安录》作三十五部，《高僧传》作三十九部。后来《历代三宝记》把世高所译增加到一百七十六部，《开元释教录》加以删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宝记》著录菩萨乘的经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如《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五十校记》，都是禅经（《五十校记》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记》，后人误编入《大集经》中，实与《大集》无关），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次是中土最初盛传的禅法。关于阿毗昙学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五法经》、《阿毗昙五法经》，其实是一种，说明声闻乘五位即色、意（心）、所念（心所）、别离意行（不相应行）及无为的。又著录《阿毗昙九十八结经》，是解释见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说，此书还不能确定是世高所译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中一部分的异译。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是由于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南，确否虽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世高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于桓帝末年（《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洛阳，不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178年）、中平间（184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支谶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作十四部，但其中《伅真陀罗王经》.《光明三昧经》是《安录》所无，而僧祐依《旧录》和《别录》补充的。这些译典都系菩萨乘，即后世所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中一部分的异译，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实系《般若经》的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矢。《般舟》、《首楞严》都是菩萨乘禅经。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年，一作光和二年179年）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年）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年）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在献帝建安中（196—219年）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佛调亲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即“十黠”的异译，而《十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历代三宝记》说他另译经七部，不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道安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道地经序》）；“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康孟详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于楚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四域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641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可说明后汉末宫廷奉佛的情况。
　　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证的：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黄忏华）
　　　　　　　　　　

二、三国佛教
　　三国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的佛教。其中，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原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尚书令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但这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槃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祇难、竺将（一作律）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年）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订（现存）。竺将炎后又于黄龙二年（230年），在杨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汉灵帝（168—189年）时，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年中（252—253年），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大乘《般若》、《宝积》、《大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现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卷二）。其中重要的译典其，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后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和《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支谦继承支谶的思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译，即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言）。又曾为他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记集》卷六、八三）。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年十余岁时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存）和《吴品经》（《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即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支彊梁接（正无畏）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元录》卷二）。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旧传康僧会来到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
（黄忏华）
　　　　　　　　　　

三、西晋佛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彊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彊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部。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303）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卷二部，其书都佚。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今甘肃省地方）译有《菩萨逝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德经》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现存）。此外，有彊梁娄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十二游经》一卷一部。又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阿育王传》七卷等五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现存）。又有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一部（现存）。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载《出三藏记集》卷七）评竺法护的《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是说《光赞》纯用直译，文辞粗糙。评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同上卷八）评无罗叉说：“斲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说《放光》兼用节译和意译，删削过甚，意义必定有所遗漏。僧肇在《维摩经序》中（同上）评竺叔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总之，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 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槃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
（黄忏华）
　　　　　　　　　　

四、东晋佛教
　　东晋佛教是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间的佛教。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就中在后赵、前后秦、北凉均盛，特别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发轫于西域沙门佛图澄（232—348）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屯军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他的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各族的人民逐渐奉佛。后来石虎即位，迁都到邺城（今河北临彰县西南），也很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并产生了许多流弊。但佛图澄本人严守戒律，深解佛典，且通晓世论，在讲说时，只标明大旨便令首尾了然。追随他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人。其见于史传的，有系出天竺、康居远道来受学的竺佛调、须菩提等，有跨越关河来听讲的道安、竺法汰、法和、法雅、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等。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经师）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建都长安，其地处于与西域往还的要冲。前秦统治者第二代苻坚笃好佛教，所以当他在位时，佛教称盛，道安实为其中心人物。道安（312—385）原来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弟子极多。东晋兴宁三年（365），为了避免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讲《放光般若》二次为常。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了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道安住在长安城内五重寺，领众数千人，宣讲佛法，并组织佛典的传译。当时译人僧伽提婆等翻译经论时，道安常与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此外他还决定了沙门以释为姓，并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又创编经录，疏注众经，提出了关于翻译的理论。其高足弟子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就中慧远尤著名。
　　和道安同时的名僧，有他的同门京兆竺僧朗。他初在关中专事讲说，后移泰山西北的昆仑山中，学徒百余，讲习不倦，苻坚累次遣使征请，均辞不赴。后来苻秦沙汰众僧，也特别把昆仑除外。
　　佛教在后秦，比前秦尤盛。后秦统治者第二代姚兴，也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罗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于龟兹，广究大乘，尤精于般若性空的教义。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坚遣将军吕光等攻龟兹，迎罗什，到凉州时，苻秦已经灭亡。到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出兵凉州，罗什才被请到长安，入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一作常）、僧影、慧观、慧严、昙影、僧睿、道标、僧导、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长于罗什的中观性空缘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时即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从罗什受业，后来和僧睿等入逍遥园，详定经论。他在罗什门下十余年，有《物不迁》等著作，后世合编为《肇论》流行。
　　当时先后来到长安从事译经的，还有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都是罽宾国人。
　　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理僧尼的事务。
　　同时南方东晋地区的佛教，以庐山的东林寺为中心，主持者慧远。慧远（334—416）早年于儒道学说都有根柢，后从道安出家，对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关，分散徒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率众行道，并倡导念佛法门。他以江东于禅法无闻，律藏也残缺，令弟子法净、法领等到天竺去寻访。一听到罗什来长安，便致书通好，并就大乘的要义往复问答（后人集为《大乘大义章》），又节录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为《大智论抄》。他还请佛陀跋陀罗和僧伽提婆等从事经论的传译，对佛教各方面均发生很大的影响。其弟子有慧宝、法净、法领、僧济、法安、昙邕（先曾师事道安）、僧彻、道汪、道祖、慧要、昙顺、昙铣、法幽、道恒、道授等。
　　东晋时代南方佛教的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是东晋王朝的首都，佛教又为当地一般士大夫所崇尚，所以那里佛教非常隆盛。如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佛陀跋陀罗（359—429），迦维罗卫（今尼泊尔）人，于禅法、律藏都有心得，先到达长安，住在宫寺，教授禅法，门徒数百人，名僧智严、宝云、慧睿、慧观都从他修业。他常和罗什共究法相，咨决疑义，后因和罗什见解相违，引起双方门徒间的龃龉，被罗什的门人所摈，只得和慧观等四十余人南下到庐山。随即应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他在庐山一年多，更转到建康，住在道场寺。义熙十四年（418），和慧义、慧严等百余人，传译法领在于田获得的《华严经》梵本，经过两年，译成五十卷（后世作六十卷）。又和法显译出《摩诃僧祇律》等。慧观（？—453）先曾师事慧远，既而听说罗什到了长安，就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当时罗什称赞他说：“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后来跟随佛陀跋陀罗南下，辗转去到建康，住道场寺。昙无谶所译大本《涅槃》传到建康时，他参与慧严、谢灵运等的修订。所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等。他又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大别作顿、渐二教，在渐教内更开作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五时。此是中国判教的嚆矢，后来南地的教判，多半拿它来作根柢。慧严（？—443）三十岁时到长安从罗什受学，和慧观同为什门八俊之一，后来回到建康，住东安寺，所著有《无生灭论》和《老子略注》等。
　　此时佛徒间更有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兴起，就中以法显的成就为最大。法显常慨叹律藏的残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在中天竺巴连佛邑，获得《摩诃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更泛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了两年，又获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的梵本。然后，经南海回到青州长广郡界，更南来建康，就佛陀跋陀罗于道场寺，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等，又自撰《佛游天竺记》一卷。和法显同时求法天竺的，有智严、宝云。智严（358—437？）到罽宾，从佛大先咨受禅法，后请佛陀跋陀罗一同东归，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归途在罽宾逝世。宝云（376—449）历游西域诸国，广学梵书，博通音训。在法显西行四年后入竺的，有智猛（？—453），于姚秦弘始六年（404）和昙纂等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行经罽宾、迦维罗卫，到阿育王旧都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和法显一同在婆罗门罗阅宗家里获得《大般泥洹经》梵本。以上诸人回国后都曾翻译一些经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业绩。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宾友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卷三）。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并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于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339），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于是搁置。后来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慧远便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时朝贵亦致力宏护。建康的佛教，乃盛极一时。又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竺潜（又作竺道潜，286—374），于《法华》、《大品》有深入的了解，永嘉初（307顷）渡江，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宣讲《方等》及老庄。哀帝时，应召重到建康，于宫内讲《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本无”义。支遁（314—366）研钻《道行》、《慧印》等经，出家后，在吴（今江苏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游玄论》等。哀帝时也召他到建康东安寺讲《道行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即色”义。当时名流郄超、孙绰、王羲之等都和他交游。他晚年在山阴讲《维摩经》时，许询为都讲。又当时名流的撰述，现存的有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郄超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等。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
　　其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苻秦通西域,先后来了西域昙摩持、鸠摩罗佛提，天竺昙摩蜱，罽宾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罗）昙摩难提等人。僧伽跋澄于建元十七年（381）到长安后，先后择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经》等，为《毗昙》的创译作出了贡献。其中《鞞婆沙》的翻译，由道安主持、对校，还为之作序。其次，昙摩难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是为大部阿含的创译，也是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道安并作了《增一阿含经序》。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请他到庐山，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讲述《毗昙》，冬天又和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这就是现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请鸠摩罗佛提（童觉）口诵《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护替他翻传。后来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为佛陀耶舍传译《长阿含经》。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语，传译了不少经籍，世称他为苻、姚两代译人之宗（《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这主要是当时译家罗什的劳绩。罗什从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间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维摩经》、《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如成实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其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西域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怀帝时（307—312）东来，正碰到永嘉之乱，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东晋元帝时（317—322）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其四是律典的译出。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404）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而多罗圆寂；次年（405），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两共五十八卷，《十诵》一部于是具足。又其后一年（406），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来到长安，他在罗什圆寂后，重校《十诵》译本，把最后一诵改作《毗尼诵》，并译出《十诵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其次，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诵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译，到弘始十五年（413）译成六十卷。以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显一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这些译本即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
　　东晋时代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其中心。在罗什以前，从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或读诵、讲说，或注解经文，或往复辩论，或删繁取精而为经钞，或提要钩玄而作旨归，或对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赞》，从而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产生种种不同的说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六家是：一、道安（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法汰、竺法深（说从无生有，万物出于无）的本无义。二、关内的即色义（说色法依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游玄义（说即色是本性空）。三、于法开的识含义（说三界万有都是倒惑的心识所变现）。四、释道壹的幻化义（说世间诸法都如幻化）。五、竺法蕴（对外物不起计执之心，说它空、无）、支愍度、道恒（两家之说不详）的心无义。六、于道邃的缘会义（说诸法由因缘会合而有，都无实体）。六家中本无家有两说，所以合称七宗。由于此时《中论》、《百论》还没有翻传，而且《道行》、《放光》、《光赞》诸本般若的文义又不畅达，故各家对于性空的解释，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学说还符合经义，但“炉冶之功，微恨不尽”。般若性空的正义，直到罗什才阐发无遗。罗什综合《般若》经论而建立毕竟空义，其说散见于《大乘大义章》和《注维摩经》中。后来僧肇继承他的学说，更建立不真空义。
　　在道安的时代，还有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述佛教的，这是和道安同门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昙相等。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当时依附他的门徒，多半于世典有相当造诣，而于佛教教理却还没有入门，法雅于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经当中的事数和世间典籍比配讲说，今门徒了解；这就叫作“格义”。后来这种方法为道安、法汰所驳斥而废弃。
　　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关于弥勒的经典已经译出了《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好几种。道安每与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依据经说，同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上生兜率。少后，又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陀净土（极乐）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于潜青山竺法旷（327—402）。关于弥陀的经典，远在早期就已有《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译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又依支遁所作《阿弥陀佛像赞》文，可知晋世已经有讽诵《阿弥陀经》而愿往生的证验。但大弘弥陀净土法门的是慧远。慧远于元兴元年（402）与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故后世净土宗人推尊为初祖。此外愿生弥陀净土的，还有慧虔、昙鉴、僧显、慧崇等。又观音信仰在这时期亦已流行，据说祈愿观音而得到感应的，有法显、慧虔、法纯、帛法桥及邵信等（见《高僧传》）。此外，以习禅为业的，有竺僧显、帛僧光、竺昙猷、慧嵬、支昙兰、法绪等。
　　东晋时期的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即是翻译文学，这到鸠摩罗什而非常成熟。罗什所译出的经论，大半富有文学的价值，特别是《金刚》、《维摩》等经，文笔的空灵，辞藻的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佛陀跋陀罗的译籍《六十华严》，以壮阔的文澜开演微妙的教理，弘伟瑰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希有的巨制。同时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沙门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等；文有僧肇的《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等论，僧睿所作诸经论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沙门袒服》等论及诸经论序，刘遗民的《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文》等，乃至当时一般佛教学者的书简，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这时期，造像艺术也勃兴了。著名的作品，有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特别是处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这时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道安每次举行讲经法会都罗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国铜像，形制古异。道安的弟子昙翼于江陵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据说是阿育王所造。又狮子国于义熙二年（406）遣使献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法显于义熙九年（413）回国，也携带有佛像。其中狮子国所献玉像，后来和戴逵所制佛像五尊及顾恺之所作维摩壁画，同列瓦官寺中，世称三绝。
　　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顾的作品相传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关于他在瓦官寺作维摩壁画，据说“画讫，光彩耀目数日”（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又“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同见《名画记》）。由此可见顾恺之佛画的价值。另外，晋明帝、戴逵也善画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画。又慧远曾在东林寺建筑龛室，令妙手画工用淡采图写佛影，据说：“色疑积空，望似烟雾，晖相炳焜，若隐而显。”也是佛画的杰作。
　　佛寺的建筑，在这时期盛极一时。佛图澄在石赵所兴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这都是宏伟的佛教建筑。东晋的帝室、朝贵、名僧及一般社会知名之士（如许询、王羲之等），很多热心于佛寺的建筑，历史上著名的东林、道场、瓦官、长干诸寺，大都建筑在这时期。
　　此外，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也发轫于此时期。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其有文献足征的，如苻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实为此土凿窟造像的嚆矢。
　　又这一时期在结合音乐和文学的梵呗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并弘传帛尸梨蜜多罗所授的高声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支昙籥裁制新声，造六言梵呗，梵响清美都著名。
（黄忏华）
　　　　　　　　　　　

五、南朝佛教
　　南朝佛教，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在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又先后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顿悟义。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新安两寺。先后令道猷、法瑶住新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听讲。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
　　肖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并撰制经呗新声等。当时荆州名士刘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顿悟成佛等义。又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并对佛教立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子良曾作书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对佛教表示信仰。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所举办的斋会，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又以僧旻等为家僧。还在四部（即比丘等四众）无遮大会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
　　武帝还著有《大涅槃》、《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在重云殿、同泰寺讲说《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智藏篡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宝唱抄撮经律中殊胜因缘为《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
　　武帝并重视译事，天监二年（503）命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共同译经。著名的译师真谛从扶南应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特别尊敬禅师宝志。任《十诵》名家法超为都邑僧正，并欲自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广，命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及于后世者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他并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
　　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肖统、第三子简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变，寺塔被毁，僧徒被杀，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康旧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变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陈代，多数修复。武帝（557—559）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对于文学，据说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嗣位后的文帝（560—565），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后主（583—588）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到了齐、梁二代，佛教虽更隆盛，而译事反有逊色；进入梁末陈初，由于真谛的伟绩，发展了南朝的译业。宋代从西土东来的译人，有罽宾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叶波罗，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中土的译人，有西凉的智严，凉州的宝云、沮渠京声，幽州黄龙的昙无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来到建康，应道生、慧严诸僧之请，在龙光寺译出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从而有利于净土教的传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经》共三十品。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学说传于南方的开始。他并补译了伊叶波罗传译未竟的《杂阿毗昙心论》后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杂阿毗昙心论》，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满足十众，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数百人。同年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十二年（435）译完。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传持作出了业绩。
　　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来广州，文帝迎请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在丹阳郡译出《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后来往荆州，又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等，多数是弟子法勇传语。他所译《楞伽》、《胜鬘》均为后世所通行。
　　总计刘宋一代，中外译师共二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论及新旧失译诸经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齐代外来的译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等。其中有几位是泛海而来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亭寺译出《无量义经》一卷。僧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489），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南方所传《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罗于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之后，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诸律师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记一点。那一年计算从上以来所下之点已有九百七十五点，即佛灭后已经九百七十五年，这就是所谓《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达摩摩提于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来编入《妙法莲华经》）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离寺，译出其师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经》二卷。肖齐一代共二十四年，外来的译师七人，译出经、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陈二代的译师，有曼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曼陀罗于天监二年（503）和僧伽婆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经》。僧伽婆罗从天监五年（506）起，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到十七年（518），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从扶南带回许多梵本经论，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经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宝云殿，正想请他传译经论，遇到侯景的事变，没能著笔。于是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吴、始新、南康等地，先后译出《无上依经》二卷、《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五卷）等经、论十一部二十四卷。后于陈代在豫章、临川、晋安、梁安、广州等地，又先后译出《解节经》、《律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经、律、论、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计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当梁末陈初，战祸相续，流浪诸方，备尝艰苦，他的译典大率成于颠沛流离之间，而能留下许多重要典籍，实在是一位巨大的译人。所译无著的《摄大乘论》三卷和世亲的《论释》十五卷，对佛教义学的影响特大。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从而开创了摄论学派。
　　梁代因对译经的重视，还连带编辑了三次众经目录：其一是《华林殿众经目录》，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撰，其二是《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记集》，天监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录》十五卷现存，成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在梁代外来译师共有八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代外来译师共有三人，译出的经、律、论及集传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许多义学沙门，分别就《毗昙》、《成实》、诸律、三论、《涅槃》、《摄论》等从事专研弘传，而形成许多的学系，具备宗派的雏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几种：
　　一、毗昙师　这是专研并弘传有部诸论的一派。所谓“毗昙”，原来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论》和《毗婆沙论》等在内，但当时学者所弘传，主要是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这一时期的毗昙师，在宋代有法业、慧定、昙斌等，齐代有僧渊、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陈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前此所研习的毗昙，多半是《杂心》，到了慧集，才于《杂心》之外广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学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云也列席听讲，所撰《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行世。
　　二、成实师　在宋代有僧导、僧威、道猛等，齐代有僧钟、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云、智藏等，陈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扬《成实论》不绝。这一学派兴起于齐，至梁而极盛，陈末才渐次衰微。原由列席罗什《成实》译场的僧导和其同门的僧嵩的传播，分别成为两大系统。僧导初在关中著《成实》、三论的义疏等，后来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立东山寺，讲说经论。当时有名的成实师，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凉州人，少游燕赵，后来在寿春（当时僧导在其地）精研《成实》，时称独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后在东安、兴皇二寺开讲《成实》。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当道猛讲《成实》时，张融反复辩难，道慧代答，竟把张融折服。齐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于永明七年（489）应萧子良之请，在普弘寺轮讲《成实》，并就论文删繁存要，称为《略成实论》九卷。子良即写百部流通，并令周颙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师法云（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别就僧柔、慧次受成实学，后来盛弘《成实》。
　　三、三论师　三论学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辽东人，初入关内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义，周颙因著《三宗论》。既而移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怀、灵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论大义，内中只僧诠习学最有成就。僧诠后住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但继承僧诠的学统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从宝志、彖律师靖公等受禅、律、《成实》、《毗昙》，从僧诠受《智度》、三论、《华严》、《大品》等。陈永定二年（558）应武帝请，入建康住兴皇寺，自后二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尝承僧诠所说，作《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长江上下乃至关中各地。后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摄论师　主要是传习真谛的摄论之学。真谛的讲译，原以《摄大乘论》为宗，讲说之外，并撰述《九识义记》二卷，《解节经疏》四卷等，助成论义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恺（518—568），擅长文学，曾和真谛对翻《摄论》，笔受论文并作疏，七个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后对翻《俱舍》，亦十个月即了，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带他到南方，为真谛菩萨戒弟子，受摄论学。晚年住在江都综习前业，常讲诸论，听众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荣、法侃等。法泰是继承真谛《摄论》学统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经知名，后到广州，入真谛门，笔受文义，差不多二十年，并撰义记。道尼本住九江，曾听智恺讲《摄论》，并亲受真谛摄论之学，海内知名。后在隋开皇十年（590），应请入长安敷讲，以后南地不复有《摄论》的讲主。
　　五、十诵律师　东晋时，卑摩罗叉校改《十诵》后，曾在江陵的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宋、齐、梁间弘传此学的有僧业、僧璩、昙斌、慧询、慧猷、法颖、僧隐、超度、智称、僧璩、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业（367—441），从罗什受业，专习《十诵》，厘定戒本与广律不同的译语，罗什赞叹为后世的优波离。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继在吴中讲说。慧询亦从罗什受业，尤长于《十诵》、《僧祇》，后回到广陵、建康弘讲。慧猷住江陵辛寺，专修律典，深通《十诵》，讲说不断。南方的律学差不多局限于《十诵》一律，到齐、梁间由智称弘扬，遂极一时之盛。智称（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后，专修律部，尤精《十诵》。后在普弘寺开讲《十诵》，并著有《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齐、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师，出家后，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竭虑钻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吴中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诵义记》十卷。法超，是智称的弟子，曾摘录律部要文成《出要律仪》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于陈代。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义疏》、《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六、涅槃师　主要研习弘传凉译《大般涅槃经》。其先，法显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说一阐提无有佛性。龙光道生（？—434）剖析认为阐提也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但经本传来未尽而已；于是唱“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为旧学僧徒所摈斥。于是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涅槃》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说阐提成佛义外，还有顿悟（顿悟成佛）义，论文已佚。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诸义，著《涅槃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涅槃之学渐盛。另外，凉译《涅槃》传到建康时，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曾依据法显译本加以修订，成为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慧观更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槃》为第五时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来说法的归结。又著《渐悟论》。同时罗什的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又谢灵运著《辨宗论》，主张顿悟。其余的涅槃学者，宋代有慧静等，齐、梁二代有僧慧、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慧静著有《涅槃义记》，他的弟子法瑶，住吴兴武康小山寺，主张渐悟。后应请入建康，和主张顿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经及《百论》的疏释。法瑶的后辈，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后来又受业于昙斌、昙济，昙斌曾问学于法瑶。
　　僧宗为涅槃名师，讲说将近百遍。其时宝亮（444—509），尤为齐、梁间重要的涅槃学者。他少年出家，师事义学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后住中兴寺、灵味寺，盛讲经论，共讲《涅槃经》八十四遍，其他经论多遍。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义疏》，他于是捃摭诸家的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宝亮的弟子，有僧迁、法云，听讲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师也都是涅槃学者。就中智藏曾讲涅槃，并著义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听众讽诵《涅槃》。法云的弟子宝海也奉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会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573），讲《涅槃》等十八部经各数十遍，并都著有义疏。陈代名僧宝琼（504—584），讲《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总起来说，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兴，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从宋初的法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南地三论学者僧朗、僧诠、法朗等，大都兼习《华严》。由此南朝学派虽甚繁衍，而其间盛衰更迭，亦极多变化。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彫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从天竺请来的优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国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盘盘、丹丹两国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画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陆探微的灵台寺瑾统像，陆绥的立释迦像，顾宝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师像，袁倩的维摩诘变相图。齐代有姚昙度的白马寺宝台样，毛惠秀的释迦十弟子图。梁代有萧绎（元帝）的文殊像，张僧繇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张差果的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张儒童的楞伽会图、宝积经变相图，聂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样、九子魔图。这时期外国沙门中擅长佛画的，有著名的译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兴灵鹫山寺的宝月殿北壁上，绘出了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高僧传》卷三本传）。此外有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僧繇，吴人，以丹青驰誉于梁天监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当时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东来，曾把印度阴影法的新壁画介绍到中土。僧繇所画建康一乘寺的扁额，就是活用这种手法的新佛画。又南朝限于天然地形环境，凿窟造像之风远不及北朝之盛，只摄山（栖霞山，在今南京东北约四十里）的断崖上，有齐、梁间所开凿的许多石窟、石佛，盛称于世。
（黄忏华）
　　　　　　　　　　　　

六、北朝佛教
　　北朝佛教,是包括从北魏明元帝泰常年(420,即晋亡之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南北分裂时期，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的佛教。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并令沙门开导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锐志武功”,因道士寇谦之、司徒崔篈浩的进言，遂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发见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又听信崔浩的话,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一命令,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远近沙门多闻风逃匿,佛像经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内的寺塔被破毁无遗。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杀,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文成帝还以罽宾（今克什米尔）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继任,井一再改称沙门统，乃至昭玄沙门都统，并礼以为师。昙曜原来和玄高同在凉州修习禅业,后到平城，即为太子晃所礼重，被任为昭玄都统，即请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镌建佛像，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遗迹——云冈石窟。此外有沙门僧周,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太武帝灭佛时，与数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佛法的复兴，他是出了力的。献文帝（465—471）继位，也嗜好黄老浮屠之学,六年即退位，在宫中建寺习禅。后孝文帝（471—499）时，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义学,师事通晓《涅槃》、《成实》的学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与以供给。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访求罗什后裔。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请,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以为僧祇户，其谷即称僧祇粟,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其后宣武帝（499—515）时大兴佛教，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帝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为其首席。他到洛阳时,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帝亲自笔受。著名的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也是这时所营造。因之当时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氏（世称灵太后）摄政,她在熙平元年（516）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极其壮丽。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宋云等历访乾陀罗等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以归。宋云撰有《家记》(《唐志》作《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全书已佚;惠生撰有《行记》(《隋志》作《慧生行传》一卷),现存（题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同时有沙门道药（一作荣）,也越葱岭到过西域。由于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人民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战争频繁，人民多假称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各地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到二百余万人。出家的猥滥,为前所未有(《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当时兴造寺塔的风气极盛，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旧寺约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释老志》、《洛阳伽蓝记》)。魏代佛教的发展，可谓盛极一时。
　　北魏至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帝到邺都,成为东魏，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移邺。邺都臣民多随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时名僧昙鸾,为孝静帝所重,称为神鸾。
　　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尝请高僧法常入内庭讲《涅槃》,并拜为国师。又置昭玄寺，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那三人,令管理佛教,而以法上为大统。法上(454—539),是慧光的弟子,擅讲《十地》、《地持》、《楞枷》、《涅槃》等经论，并广著文疏；其弟子有慧远（净影）等，均知名一时。其时,北印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出旧藏梵本千余筴，请他在天平寺翻译。文宣帝于晚年，更到辽阳甘露寺，深居禅观，不理政务。此后北齐诸帝，多半好佛,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全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又卷十《靖嵩传》）。
　　西魏都城在长安,其地佛教,曾因北魏太武帝的灭法,一时衰歇,但西魏文帝(5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尝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的资料。
　　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灭法的事件发生。武帝（560—578）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请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有是非。
　　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的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但当时司隶大夫甄鸾作《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因而暂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二百余万人。既而又立通道观,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并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的经义。后三年（建德六年，577）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召集齐境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布废省佛教的意见，只有净影慧远一人，和帝反复争论，武帝虽然词穷,却仍然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将近三百万人,也全令还俗;焚毁经像;财物由官厅没收。到了第二年，武帝死了,宣帝（578—579）嗣位;还俗僧任道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大成元年（579），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二百二十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任寺主。至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静帝（579—581）继立，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给陟岵寺智藏、灵干等落发;并度僧二百二十人。这时佛教算是正式恢复。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译，相续不绝。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在平城石窟寺,昙曜与西域沙门吉迦夜等译出《付法藏因缘传》六卷,又译《大吉义神咒经》一卷、《杂宝藏经》八卷、《方便心论》一卷等。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继来华。昙摩流支专精律藏，于宣武帝（500—515）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间，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起初一同翻译，后因师承和见解不同，各自别译,因此所译出的《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及《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各有两本（见《开元释教录》卷六勒那摩提条注）。菩提流支博学多识,于永平元年（508）来洛阳，被称为译经的元匠，同年译出世亲所造《十地经论》，后来陆续译出许多经论。到东魏时,随孝静帝去邺都,继续翻译，他从永平元年到东魏天平二年（535）的将近三十年间,先后译出《佛名经》、《入楞伽经》、《法集经》、《深密解脱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大乘宝积经论》、《法华经论》、《破外道小乘涅槃论》等,共三十部。勒那摩提精于禅法,于永平元年来洛阳,译出《宝积经论》、《妙法莲华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共三部。佛陀扇多通内外学典籍，特善方言，尤工艺术，从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到东魏孝静帝元象二年（539）十五年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摄大乘论》等，共十一部。另外,有中印波罗奈城的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来洛阳，后随孝静帝迁到邺都,于元象元年到武定元年（538—543），先后共译出《正法念处经》及龙树的《壹输卢迦论》、无著的《顺中论》、世亲的《唯识论》等,共十八部。又有乌苌沙门毗目智仙，和般若流支一同到邺都，于兴和三年（541）译出龙树的《回诤论》及世亲的《宝髻菩萨四法经论》等,共五部。这一时其所传译的经论，以有关大乘瑜伽学系的典籍为多。总计北魏、东魏两代百余年间,中外僧俗译人共有十二人，译出经、论、传等共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开元释教录》卷六）。
　　北齐时代外来译人，有乌苌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请他住于天平寺，任翻经三藏，又命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译,沙门达摩阇那和居士万天懿传语，从天保八年到后主大统四年（557—568）十二年间,译出《大集月藏经》、《月灯三昧经》、《法胜阿毗昙心论经》等，共七部。万天懿,原鲜卑人,世居洛阳,少曾出家，师事婆罗门，擅长梵语，因被召为助译，并在武成帝河清年中（562—565）,自译《尊胜菩萨所问一切诸法入无量门陀罗尼经》。北齐一代，中外僧俗译者二人,译出经、论共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时代,外来的译人有波头摩国沙门攘那跋陀罗、中印摩伽陀沙门阇那耶舍和他的弟子优婆沙门耶舍崛多，健陀罗沙门阇那崛多,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五人。阇那耶舍译出《大乘同性经》、《大云请雨经》等,共六部。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共三部。阇那崛多先在长安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后在益州龙渊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诵偈》等，共四部。达摩流支译出《婆罗门天文》等。北周一代，译师四人,译出经、论共有十四部二十九卷。另外,攘那跋陀罗译了《五明论》一部。关于北朝流行的佛教学说，有由南朝传入的,如《毗昙》、《成实》、《摄论》乃至《涅槃》各家之说；也有由北地传出的，如《地论》、四论、《四分律》学,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
　　一、毗昙师　相当于南朝的齐、梁时代,北地毗昙的讲习始盛,著名的学者有安、游（智游）、荣三师,其师承均不明。但北齐名僧灵裕即曾从他们三人听受《杂心》。从高昌来魏的慧嵩法师,亦曾从智游听受《毗昙》、《成实》，学成后在邺都及洛阳讲说，有“毗昙孔子”之称。传承慧嵩之学的有志念、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志念（535—608）尤以《杂心》擅名，著有《杂心论疏》及《广钞》等,盛行于世。弟子知名的有道岳、道杰、神素等二十余人。
　　二、成实师　先有僧嵩，曾在关中从鸠摩罗什亲受《成实》,后到徐州（彭城）白塔寺弘传此论。他的弟子济州僧渊（414—481）,以慧解驰名，后来也在徐州讲习。门弟子知名的有昙度、慧记（一作惠纪）、道登、慧球等。昙度（？—489）,江陵人，早年游学建康,曾于三论、《涅槃》、《法华》、《维摩》、《大品》,深有研究,后到徐州,从僧渊受《成实》，于是精通此部。北魏孝文帝听到他的盛名,请到平城开讲,学徒千余人,著有《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行于北地。慧记于《成实》外兼通《数论》,曾在平城郊外的鹿苑讲学。道登（？—496），东莞人，早年从僧药受《涅槃》、《法华》、《胜鬘》，后来又从僧渊学《成实》，五十岁时，声誉闻于魏都洛阳，应请前往讲学，后来入恒山，学侣追随,讲授不辍。又北齐初年，邺下有沙门道纪，盛弘《成实》，讲说达三十年，其学统不明。
　　三、摄论师　真谛《摄论》之学，由靖嵩北上徐州，道尼入居长安,而独在北方敷弘称盛。靖嵩（537—614）,涿郡固安人，北齐时代在邺都为法主,后北周武帝毁灭佛法,避地江南,从法泰谘受《摄论玄义》。后仍回徐州,盛弘《摄论》,著有《摄论疏》、《九识玄义》等,为时人所宗。但北方正宗的摄论师实为地论学者昙迁。昙迁（542—607）,博陵饶阳人,早年从慧光的弟子昙遵受学,后来隐居林虑山，精研《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到周武帝平齐、毁灭佛法，结伴避地江南，辗转到了桂州，获得《摄大乘论》。隋初，和同伴往彭城，继续弘讲,乃为北地开创纯正的《摄论》法门。
　　四、涅槃师　《涅槃》大本,本在凉州译出，当时慧嵩、道朗以此知名，然流行不及南方之盛。其后北魏昙准（439—515）,听说南齐僧宗特善《涅槃》,前往听讲,审知此学南北不同,于是另行研究讲说,其说盛行于北地。当时研讲《涅槃》者还有僧渊的弟子道登,后来有洛阳融觉寺昙无最，北周有潼州光兴寺宝彖(512—561)蒲州仁寿寺僧妙（？—464）等。僧妙化行河表,蒲州昙延(516—588）即其弟子。昙延早年听僧妙讲《涅槃》,深悟经旨，常说佛性妙理是《涅槃》宗极,足供心神游止。后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涅槃经义疏》十五卷，同时敷讲。在昙延稍前,北地有《地论》学系兴起，他们差不多都是兼讲《涅槃》的。慧光和他的弟子唱四宗(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的教判。其中真宗又称显实宗或常宗，即指《涅槃》、《华严》及《地论》而言。慧光著有《涅槃疏》,他的弟子法上也曾讲《涅槃》并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慧远也著有《涅槃义疏》。
　　五、地论师　是由研习及弘传《十地经论》而形成的一派。这个学派由于译论者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学风相违，分歧为南道、北道二系。北道从菩提流支出，而创始于道宠。道宠从菩提流支听受《地论》,随即著疏,从而弘讲，为邺下学人所虯推重,门弟子千余人，其中，以僧休、法继、诞礼、牢直、亻于 果最为特出。名僧志念，也曾从道宠受学《地论》。南道从勒那摩提出,而创始于慧光。慧光初就佛陀扇多出家,继而广听律部,后来又从勒那摩提受《地论》，著有《十地论疏》。他的弟子中传承《地论》之学的，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遵、冯衮、昙隐等，而以法上为上首。法上（495—580）曾讲《地论》,并著文疏。著名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远等。其中慧远（523—592）为一代博学者，常讲《地论》,并随讲随疏,著有《十地经论义记》七卷,其中保存南道地论师的学说不少。他的门人也努力弘扬《地论》。关于南北二道的地论师说,据天台宗学者荆溪湛然说：北道唱梨耶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从梨耶缘起；南道唱真如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是真如的缘起所生(见《法华玄义释签》卷十八、《文句记》卷七中)。北道后来受摄论师的影响，从而和它合流。
　　六、四论师　这是将《大智度论》和《中》、《百》、《十二门》三论并重的一个学派。起初北齐有道长（一作场）法师，精通《智论》，在邺都敷讲，为学者所宗，志念曾列席听讲，后来双弘《智论》及《杂心》十余年。东魏昙鸾也精研四论。北周静蔼（534—578）少听《智论》，洞明义旨，后来更披寻其他经论，而以四论最为所崇，在终南山等处敷讲。又有道判（532—615），曾问道于静蔼，也日夜研寻四论。同时还有道安，博通《智论》，弟子慧影，传承其学，著有《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
　　七、四分律师　《四分律》译出后,直到北魏孝文帝时代（471—499),才有法聪在平城专弘。既而有道覆依法聪的口授作《四分律疏》六卷,但只是把文字加以科分而已。后来慧光作《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戒本》,此学才大盛。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道云、道晖、洪理及昙隐等。道云专弘律部,作《疏》九卷。道晖把道云所作《疏》略为七卷。洪理作《钞》两卷。昙隐作《钞》四卷。道晖的弟子洪道（530—608),专学律部，盛弘《四分》，代替了《僧祇》的讲传。
　　八、净土师　弥陀净土法门从北魏昙鸾的净土教说流出,所以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其昙鸾一系的传统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大海——法上（见道绰所撰《安乐集》卷下)。与《地论》、四论两学系实有交叉的关系。菩提流支曾译出世亲《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通称《往生论》)一卷，又曾以《观无量寿佛经》授昙鸾,称为能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慧宠即最初的北道地论师道宠。道场在邺都敷讲《智论》,又传持阿弥陀五十菩萨像。昙鸾(476—542)起初于四论及佛性论深有研究,后来得到菩提流支的启发,专弘净土;既而住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岩寺，晚年又移住汾州（今山西交城县)的玄中寺，修净土念佛之业；著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通称《往生论注》)二卷等。他提倡的念佛法门,于观念以外,著重称名,遂开后世重视称名念佛的风气。大海（即慧海？—609),少年听受《涅槃》、《楞伽》及大乘毗昙等,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在江都仪涛浦创立安乐寺,以净土为期，并模写无量寿佛像。法上有关净土法门的事迹不详，其弟子慧远著有《无量寿》、《观无量寿》两经的义疏各二卷，再传弟子灵裕也著有《观无量寿经》及《往生论》等的疏记。
　　九、楞伽师　最初有菩提达摩,南天竺人,曾游于嵩洛,住于邺下,随地以禅法教人,曾惹起一班盛弘经律者的讥谤。只有道育、慧可两沙门竭诚事奉,经四五年，达摩为他们的精诚所感，于是诲以“二入”(理入、行入)、“四行”(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之法，并以四卷《楞伽》授慧可以为印证。达摩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年（534—537）前在洛滨示寂,传说一百五十余岁。弟子慧可(又称僧可,487—593)<虎牢人，四十岁时在嵩洛从达摩受学,后于天平初,到邺下讲授达摩的禅法,弟子有那禅师、粲禅师等。那禅师和他的弟子慧满等,常常携带着四卷《楞伽》以为心要。另有僧副（464—524),太原祁县人，也出于达摩门下,精定学,后于北魏太和末(494—499),南游建康,住在钟山定林下寺,其高风为梁武帝所叹赏，后更到庸蜀大弘禅法。
　　总起来说，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们所作的“因缘”、“假名”、“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内容。其因缘宗即指《毗昙》，假名宗指《成实》，不真宗指《般若》、四论,真宗指《涅槃》、《华严》及《地论》。又如净影慧远在所撰《大乘义章》中,每一义门都分作《毗昙》、《成实》、《地论》、《涅槃》四层来解说，这也说明了北朝主要佛教义学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点,还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非空谈理论，这和同时声方佛教有显著的不同。这一时期除上述楞伽师而外,还有不少著名的禅师,如北魏时代玄高（402—444），早年往关中师事佛陀跋陀罗，通禅法。后往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受禅法的学者达百余人。又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西秦领徒立众，玄高也曾从他受法。后入北凉,受沮渠蒙逊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凉时,请他往平城,大弘禅化。此外,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并弘传禅法。北齐，有佛陀扇多的再传弟子僧稠(480—560),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见《续高僧传习禅篇后论》）。僧稠起初从道房受止观,常依《涅槃》行四念处法。后来又从道明受十六特胜法。佛陀扇多赞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他先后在嵩岳等地讲学，魏孝武帝为他在怀州尚书谷中立禅室,集徒供养。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又请他到邺城,从受禅法和菩萨戒,并为立精舍,礼敬备至。后来侍郎李奖等请出禅要,为撰《止观法》两卷。又天台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为南北禅家所尊重。慧文尝聚徒数百人洪学，据说他读《大智度论》“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论》“因缘所生法”之偈，顿悟龙树空、假、中三谛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观的观法。慧思（515—577)，武津人，从慧文受学,昼夜研磨,对《法华》等深有造就,于是敷扬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率领徒众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苏山,数年之间来学的甚多,智顗也就在这时来其门下,谘受“法华行法”。后更率徒众入南岳山，提倡定慧,世称南岳大师。北周有僧实（476—563),起初归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师,太和末(499)到洛阳,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得其心要。周太祖礼请为国三藏,并从受归戒。此外一般弘修禅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恒、慧可、僧达、道明、法常（以上北齐)、僧玮、昙相、昙准、昙询、恩光、先路、慧命、昙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佛教信仰,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飞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它的首脑矨E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其时民间所诵习的经典,是昙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谓波利经》,劝持五戒。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
　　北朝在中国佛教文物方面,留下不少宏伟的遗迹，特别是石窟。如北魏开凿的有云岗、龙门等石窟。昙曜于兴安二年(453)请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五所，建立佛寺，称为灵岩。石窟大的高二十余丈，每窟各镌建佛像一尊,大的高七十尺，次为六十尺，建制奇伟，雕饰工致。后来献文帝、孝文帝更相继开凿许多石窟。其次，宣武帝于景明初（500），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的断崖开凿石窟。这个石窟原来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间创始开凿，宣武帝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云岗石窟样式，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也为宣武帝营造石窟一所。诸窟的开凿历时二十三年，人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其规模的宏伟、技巧的精工,可与云岗石窟并称。龙门的东方，有巩县（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营造。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也是北魏时代所开凿。这个石窟，在高出地面数十丈的万佛洞内，有深广五丈余的长方洞，内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躯，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躯，碑侧也刻有佛像，并有壁画。北齐开凿的有天龙山、响堂山等石窟。天龙山在北齐的陪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里，文宣帝在山麓创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创立天龙石窟寺，幼主（577）更开凿晋阳西山大佛像，即所谓天龙山造像，与云岗、龙门齐名。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南响堂山在河北磁县西四十五里的彭城镇，北响堂山一名鼓山，在南响堂山西北三十五里的武安县义井里），都有北齐时代开凿的石窟。就中北响堂山的窟壁所携刻的石经，是房山石经的先驱，实为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大事。北响堂山的石窟，即以北齐开凿的刻经洞和释迦洞、大佛洞三大窟为中心，其中刻经洞，是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所刻。他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愿把佛所说经镌刻在名山，以为保存之计。从后主天统四年（568）三月初起，开凿石窟，并将窟内外的壁面上镌刻《维摩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历时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后经过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经）。北齐时代的石经除这以外，现存的，还有山东省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同省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武平元年刻），同省辽州屋�鲠氐摹痘�严经》（北齐初年刻）。
　　除了石窟寺外，一般寺塔的建筑，在北朝也极一时之盛，真所谓“招提栉比，宝塔骈罗”（《洛阳伽蓝记》序）。当北魏道武帝接受了佛教之时，便于天兴元年（398）在首都平城“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后来献文帝又于皇兴元年（467）在平城“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更于天宫寺“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塔,洛阳一地就有一千余寺,其中著名的有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特别是永宁寺，宏伟庄严,建筑、雕塑及工艺美术皆为奇观。此寺是胡太后于熙平元年按照平城永宁寺样式所营造,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高九十丈，“殚土木之功，穷形造之巧”。浮图北石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像一躯、等身金像十躯、编真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作功奇巧”。还有僧房一千余间,“台观星罗，参差间出”。菩提达摩曾合掌赞叹为阎浮提所无。瑶光寺是宣武帝所立,中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十丈，作工的美妙,和永宁不相上下。景乐寺是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有佛殿一所,中有像辇，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法云寺是西域乌场国沙门僧摩罗所立,“工制甚精”（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皇舅寺是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级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水经注 漯水篇》）。祇洹精舍是宕昌公钳耳庆时所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都是青石，图制可观（同上）。此外河南登封有北魏所立嵩岳寺塔，山东历城有东魏所立神通寺塔等。
　　北朝的佛画家，有北魏的杨其德（见《历代名画记》卷八）、王由（字茂道，见《后魏书》卷七十一《王世弼传》附）等,而以北齐的曹仲达为最。仲达本来是西域曹国人，所画璎珞天衣，带有域外犍陀罗式的作风，后世画家称为“曹衣出水”,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
（黄忏华）
　　　　　　　　　　

七、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 ）到恭帝义宁二年（618 ）中国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间的佛教。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久，但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两朝，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综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形成了划一时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 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 ）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 ），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 ），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 ），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 ），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 ）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 ）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 ）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 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 ）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 ）灭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顗，请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 ）下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 ）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 —589 ）。他原在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别经》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译经，周武帝毁灭佛教时，被迫回国，中途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请，遣使延请他东来，住在大兴善寺，从事传译。开皇五年到仁寿末年（604 ），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译师五人，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国沙门参预达摩阇那、达摩笈多等的译事者有彦琮（557 —610 ），他记录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为《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十二年（592 ）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3 ），文帝使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606 ），住翻经馆，披阅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记》。此外他还著有《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又为译诸经作序。彦琮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
　　前代译经既多，入隋又增新译。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此录分《别录》与《总录》。《别录》以大、小乘经、律、论为六门，分作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又抄集、传记、著述三门，各分作西域、此方二类；《总录》则统计其部数、卷数。此书是一部有组织而且分类较精的经录。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 ）撰《历代三宝纪》（又称《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时事于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有译、失译分类。此录在现存经录中，内容繁博，误谬也最多。又彦琮等翻经沙门及学士在仁寿二年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即一译）、重译（即异译，各列大小经律论的目录，附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 —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槃》。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著了《起信论义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槃》所说“佛性”是一法，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吉藏先后著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又北地摄论师的兴起，也在隋文帝时代，如昙迁的著述中有《九识章》专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会“无相思尘”的大旨，因而《摄论》的学说仍为一般佛教界所讲习。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的西南设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风气。特别是昙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 —615 ），“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创立禅林，晓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愿、持律等也通行。还有致力于社会事业的，如僧渊（519 —602 ）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法纯（519 —603 ）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时周给。慧达（524 —610）建大药藏，需者便给。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义邑的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重视戒律而外，法社并偏重修禅。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 ）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顗到扬州，为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顗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顗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 —629 ）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又沙门玄琬（562 —636 ）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诞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又大业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门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举行大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灵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都可观。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为尤著。他们的画法有些类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隋代佛教的建筑，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隋代的石窟艺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集经. 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 ），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 ），《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 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
（黄忏华）
　　　　　　　　　　　

八、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 ）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 ）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 —633 ，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 —663 ）、智通（647 —653 ）、伽梵达摩（约650 —655 ）、阿地瞿多（652 —654 ）、那提（655 —663 ）、地婆诃罗（676 —688 ）、佛陀波利（676 ）、杜行顗（679 ）、提云般若（689 —691 ）、弥陀山（690 —704 ）、慧智（693 ）、宝思惟（693 —706 ）、菩提流志（693 —713 ）、实叉难陀（698 —704 ）、李无谄（700 ）、义净（700 —711 ）、智严（707 —721 ）、善无畏（716 —735 ）、金刚智（720 —741 ）、达摩战湿罗（730 —743 ）、阿质达霰（732 ）、不空（743 —774 ）、般若（781 —811 ）、勿提提犀鱼（约785 —？）、尸罗达摩（约785 —？）。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 ）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 ）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 ）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 ）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 ）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 ）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 —632 ）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 ）、天宫寺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 —782 ），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 顷）与大历初（766 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 ），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５４９—６２３）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 ）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 —664 ）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 —682 ），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 —714 ）、智周（668 —723 ），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 —696 ）、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 —667 ）继承北朝慧光（468 —537 ）到智首（567 —635 ）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 —635 ）的相部宗、怀素（625 —689 ）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 ，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 ），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 —713 ）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 —640 ）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 —668 ）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 —712 ），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 —838 ）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780 —841 ）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 —702 ），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 —735 ）、金刚智（671 —741 ），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 —727 ）、不空（705 —774 ）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 —543 ）。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 —645 ）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 —681 ）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 —740 ）。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 —802 ）、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 —651 ），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 —667 ）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 —706 ）、智诜（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 —744 ）、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 —780 ）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 —788 ），再传百丈怀海（720 —814 ）、南泉普愿（748 —835 ）。百丈传沩山灵祐（771 —853 ）、黄檗希运（？—855 ）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 —897 ）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 —790 ），再传药山惟俨（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 ）。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 —865 ）。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 —883 ），后成为沩仰宗。又籄E檗传临济义玄（？—867 ），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 —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 ），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 ），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后至开元元年（713 ），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725 ）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著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抨击佛教，怂恿实行佛教的沙汰。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这样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破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发展至于不能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道之争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即说儒道都是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大概他们以为儒佛原是以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来区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韩愈才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是无益于国家的。又说佛教外来，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表论佛骨，以为是枯骨秽余，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不过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润于一般思想界。特别是经过天台、贤首两家组织过而带着调和中国原有人性说的理论，很容易为儒者所接受。如梁肃服膺天台宗的湛然，写了《天台止观统例》一文（786 年写成），就是将佛教的修止观看成和中国旧说穷理尽性一样，而以止观法门之所为乃在恢复实际即所谓人性之本。这样提出了复性之说。其后韩愈的门人李翱更结合禅家的无念法门和天台家的中通观，写成《复性书》，即隐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如此倾向也见于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释《华严》，澄观也吸取其议论，其门人宗密相继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这些都开了两家理论转化的端绪。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 —704 ），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其中敦煌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筑，殿堂遗构在五台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的结构，如玄宗时（７４５）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由于新译《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罗尼的尤到处可见。其形式常为八面，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在唐初有义湘学法于智俨，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门人），道义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门人）。他们分别在国内传贤首、慈恩、密宗、禅宗之学，禅宗还蔚成禅门九山，极一时之盛。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又先有道璿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710 —774 ），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随法相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又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宗，于是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吕　澂）
　　　　　　　　　　　　

九、五代佛教
　　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908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 —972 ），为吴越国师。门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 ）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槃》、《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 —911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 —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依据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录》入藏经，这较《开元录》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通常依《开元录》写经。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请编李长者所撰《华严经论》四十卷入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从关右写到《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编成《续贞元释教录》，请写录施行，这样南方就也有《贞元录》入藏经的写本了。另外，和写经连带着有音义之作。如汉中沙门可洪，从后唐长兴二年到后晋天福五年（931 —940 ）费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订正了玄应、厚师（西川）、谦师（浙右）、郭迻（河东）诸家旧作的错误，其书今存。又行瑫（895 —956 ）也以订正郭迻音义的用意，撰述《大藏经音疏》五百余卷，几乎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义。其书曾风行两浙，全部已佚，最近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百零七卷写本一卷。当时讲家博学的大都遍览全藏。如贞海（后唐）擅长《法华》，三十余年间讲经三十七座，阅览藏经两遍。从隐（后汉）通《弥陀》、《中观》、《百法》三种经论，尝为大众一日作三讲座，阅藏一遍。智佺（后周）讲《百法论》百余遍,登座多不临文，但凭记忆讲述，却极流畅详尽，阅藏三遍以为参考。文辇（南唐）习禅，也览大藏三遍，以佛言为定量。义楚（后周）精于《俱舍》，讲《圆晖疏》十余遍，也阅藏三过，并纂成类书《释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犹存。
　　五代时佛教艺术无大发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筑窟存三十三个，其中塑像仅保存了唐代的旧规模，壁画也缺乏生气。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区的摩崖龛像（西方三圣像等）较胜。在此时塑像和画像里，十六罗汉等题材特别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有十六罗汉像，皆吴越时造。在僧俗间有好些人以画罗汉著名，如后梁的李罗汉（因善画罗汉而得名）、后蜀贯休（禅月大师）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称弥勒化身，江浙间多有信者，也时图画其像。至于佛教建筑，特别在造塔方面，因鉴于木材之易引火灾，改用砖石，其结构形式虽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别有特色。现存遗构在南方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圣塔（闽国时造）、杭州保俶塔（吴越时造），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南唐时改建）、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南唐时造）。
　　另外，当时僧徒有学包内外、吟咏风骚的好尚，故很多擅长诗文或书画的。如可止（后唐）有《三山集》收诗三百五十篇，齐己（后梁）有《白莲集》收诗八百首，栖隐（楚）有《桂峰集》，汇征（吴越）有诗文集七卷,虚中（楚）有《碧云诗》，希觉（吴越）有杂诗赋十五卷，贯休（后蜀）有《禅月集》等。其能书的则有贯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书），又晚峦（能草书）等。能画的有智晖（后唐）、智蕴（后周）、蕴能（吴越）等，都很著名。
（吕　澂）
　　　　　　　　　　　　

十、宋代佛教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1127—1162）即停止额外的度僧，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起，逐年都译进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1027），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维持到政和初（1111）为止。总计前后译家（及其译经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译经年代974—1001）、天息灾（980—986，后改名法贤，987—1000）、施护（980—1017）、法护（中印人，980—983）、法护（北印人，1006—1056）、惟净（1009—？）、日称（1056—1078）、慧询（1068—1077）、绍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总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称。其中惟净、慧询、绍德都是由传法院培养出来的中国僧人，天吉祥等则帮助金总持翻译。诸人所译的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关的梵本流入中国的不会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纯部分和佛教的传统相违反，因而禁止了新译《频那夜迦经》的流行，并不许续译此类经本，这就大大限制了以后的翻译。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等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多大影响。
　　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就其种数而言，几乎接近唐代所译之数，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圣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经三度编撰新的经录。祥符时所编，称《大中祥符法宝总录》，二十二卷，为赵安仁、杨亿等编修。所载译籍乃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间所译，共计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进经的年月编次，除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而外，还附载进经表文，这都依据当时译经院的实录，所以连带记载着有关译场的各事，如新献梵筴、校经、更动职事等等，其体裁和过去的各种经录完全不同。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作三册），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着《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时所编新录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吕夷简等编。体裁和《祥符录》一样。所收译籍即紧接《祥符录》，从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间译出的各经，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余卷。又由于汉文佛教经典的影响，当时的回鹘、西夏地区，都用民族文字译成回鹘文及西夏文经典。
　　从五代以来，我国木版雕刻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宋代对于佛教的大藏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点。第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费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第二种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元丰初（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间又补刻十余函）。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即在东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这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第四种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开刻时期约在政和末（1117）。刻费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所出。内容依据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种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响而发起，在南宋绍定初（1229）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作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编定目录，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后，因战火逼近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因此，它对原定目录的内容颇有更动，并补入元刻各书，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初，云门和临济并盛于各地（禅家五宗内沩仰数传以后即不明，曹洞与法眼当时也都不振）。临济宗由风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继兴化存奖（830—888）的系统传承而下。其后各代为首山省念（926—992）、汾阳善昭（947—1024）、慈明楚圆（986—1039）。楚圆的门人黄龙（隆兴）慧南（1002—1069）和杨岐（袁州）方会（992—1049），分别开创了黄龙、杨岐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都盛行于南方。南宋时，杨岐且进而成为临济的正统。杨岐方会再传为五祖法演（？—104），三传为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
　　就云门宗雪窦重显的著作《颂古百则》加以发挥、讲说，门人录成《碧岩录》，为禅学名著。他门下有虎丘绍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带活动。大慧提倡看话禅，其影响尤为久远。后来黄龙、杨岐两宗还远传于日本。
　　云门宗在宋初也很占优势。得香林澄远（？—987）一系再传的雪窦重显（980—1052）著《颂古百则》，大振宗风。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创禅院，即是请云门五世的大觉怀琏（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缘密圆明三传的灵隐契嵩（1011—1072），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传》之说，而厘定了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论》。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还针对其时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着仁宗和在朝的官僚们的称赏，他的著述也被许入藏流通，这更加强了云门的宗势。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此外，曹洞宗仅洞山嫡传的云居道膺（？—902）一系，绵延不绝，从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后渐盛。再经丹霞子淳（1064—1117）传弘智正觉（1096—1156），提倡默照禅，与看话禅并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净之后，传入日本。
　　除禅宗之外，律宗和贤首、慈恩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有新的发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宝律师传承的赞宁（911—1001）有律虎之称。另外，从法宝七传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重要，因而继承他的一系有会正宗的称呼。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1048—1116），原学天台宗，后即采取台宗之说以讲律，也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对《行事钞》的注释称《资持记》，就一些行仪如绕佛左右、衣制长短等，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别成资持宗。后来此宗独盛，传承不绝，并东传于日本。宋末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记文入藏印行。
　　贤首宗（即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的理论，著名人物有长水子璇（？—1038）。他的师承不明，但尝从琅琊慧觉（传临济宗善昭的禅法）学禅宗，受到慧觉的起示，而重兴贤首宗,因之带有教禅一致的意味。其门下有晋水净源（1011—1088），他虽曾受学《华严经》于五台承迁和横海明覃，但由于子璇的影响，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所以他在贤首宗的传承上主张立马鸣为初祖，而构成此宗七祖之说。其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学于净源之门，后从高丽送回好多《华严经》的章疏，大大帮助了贤首宗的复兴。到南宋时，净源的三传弟子有师会，注解了《一乘教义分齐章》，严格处理同教别教问题，而以恢复智俨、法藏的古义为言。他还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时的观复对于教判的说法。他的弟子希迪，颇能发挥其说。后人即并称他们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贤首宗著述编入大藏，他又向高丽搜罗到智俨、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华严义学在南宋一代始终活跃。
　　慈恩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继伦等。在译场的执事也多能讲诸论。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圣四年（1026）并编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龙兴寺守千（1064—1143）为一大家，他尝校勘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刊版流通。
　　天台宗经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复兴。入宋以后的传承，从义寂（919—987）、义通（927—988）到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礼（960—1028）益趋兴盛。遵式尝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请得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编入），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与知礼同时，而属于义寂同门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顷）。源清传梵天庆昭（963—1017）、孤山智圆（976—1022）等。他们受了贤首、慈恩学说的影响，只信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略本为真作，而主张观心法门应该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随缘而起等说。这些主张都为相信《玄义》广本为真、并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对。知礼曾以七年的长时间和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意见终于不能一致，而分裂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称为山外。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但理（即真如）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说法，以致引起门下仁岳（？—1064）和庆昭门下永嘉继齐等的异议。最后，仁岳和知礼法孙从义（1042—1091）都反对山家之说，而有后山外一派之称（亦称杂传派）。不过知礼门下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继续发挥师说，影响甚大，终至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于南宋之世。广智系有善月（1149—1241）、宗晓（1151—1214）、志磐（1253年前后）。志磐以著《佛祖统记》而著名。神照系有有严（1021—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称（1088—1158）。法称著有《翻译名义集》。宋代天台宗义也前后好几次对日本的天台宗发生影响。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天台宗对净土的关系尤见密切，从知礼起就很重视智顗的《观经疏》，而用本宗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组织净土教，并还结念佛净社。其次遵式则重视《净土十疑论》，而采用天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并参以忏愿仪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此外，智圆同样地阐扬《观经疏》。各人门下的传播也很广，如知礼门下的本如即继遵式之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而视同定、慧之学，与持戒并为实修法门，其门下用钦跟着弘传。南宋初，天台学者道因，曾一度评破其说，但其门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贤首宗因有普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开始净源即主张修习净土，后来义和提倡华严念佛三昧，也盛赞往生法门，但未能继续发展。另外，禅宗当云门盛时，象天衣义怀、照圆宗本、长芦宗赜等，都是禅净双修，而约集莲华等会。
　　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在民间推广净土信仰，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随提倡，如冯揖之发起系念净土会，张轮之发起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逐渐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晓所编《乐邦文类》里，即以莲社为专宗，和禅、教、律并称；还以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其后志磐更改定为七祖（从慧远而下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又在净土信仰发展的中间，有关净土的《往生传》类也陆续传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这类著作，其中可以看出净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实，这也可说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宋代禅教各家的理论组织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触既繁,乃引起种种反响。先是一些儒家学者，仍旧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观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对于此等攻击却是用调和论来缓和。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的修持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抗衡，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
　　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中国受学各宗禅法。宋元丰末（1085）更有教家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贤首宗，天台宗，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续藏经。他在高丽，弘传贤首宗而外，还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寻等三数人。他们多为巡礼祖庭，到天台、五台等地。奝然还接受了宋帝赠送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近年在佛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成寻也带去宋代新译和著述的印本。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觉阿、金庆入宋参灵隐慧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日本佛教界极大注意。其后荣西于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宗的立。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天台、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律三年，又学禅与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又有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弘传律学，与泉涌寺并峙。
　　宋代的佛教文学、艺术，也有其特色。当时禅宗盛行，各家的语录，都运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别创新格，因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说理的记录，也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虽遭到当时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学中评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了。在佛教艺术方面，塑像技巧显著提高，而以写实见长，形象亦端严优美，能刻画性格。遗存的代表作品有麦积山石窟中供养人像、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太湖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等。石刻比较稀见，但如杭州南山区及飞来峰诸刻，又四川省大足县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精致，技巧也很洗炼。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为常见，仅江西一省遗构即不下十处（如浮梁西塔寺塔为宋初建筑，安远无为塔为南宋建筑等）。又仁宗宝祐初（1048），开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连基高二十余丈，用褐色琉璃结构，有铁塔之称，尤为突出。在绘画方面，则发挥宋画写实之长，多画观音、罗汉、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贾师古等。僧人以佛画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吕　澂）
　　　　　　　　　　　　

十一、辽代佛教
　　辽代佛教是公元916—1125年间契丹族统治着中国北部地区建立耶律王朝时代的佛教（耶律王朝初号契丹，于公元947年改号辽，后曾一度复号契丹）。
　　契丹族原无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个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扩大经略，即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据说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始置龙化州（西拉木伦河上流今内蒙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即已有开教寺的创建。到了太祖天显二年（927），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自治区林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这样，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到了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著。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圣宗除增建佛寺，施给寺院以土地和民户以外，还注意加强统制，禁止私度僧尼以及当时盛行的燃指供佛的习俗，这就使辽地佛教更有发展。他又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并派僧监督。兴宗继位，归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优遇他们，位以高官。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人，大大提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道宗则通梵文，对佛教华严学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并好建筑佛塔。辽塔在建筑艺术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又曾于咸雍七年（1071）置佛牙舍利于燕都西山的画像千佛塔中。他还重视戒律，于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又以国家的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解，刻行流通。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经典的刻事，对于佛典的校订作出了贡献。
　　辽代佛教由于帝室权贵的支持、施舍，寺院经济特别发展。如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南京（析京府，亦称燕京，今北京市）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后来又施钱十三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大名城）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石，钱二千贯，民户五十家，牛五十头，马四十匹。权贵、功臣、富豪亦多以庄田、民户施给寺院，遂使寺院多领有广大的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原来都以向国家交税数额的一半缴于领主，施给寺院以后，即将这半数税金改交寺院，因此有寺院二税户的特殊制度，更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史载道宗大安三年即公元1087年，海云寺一寺所捐献的济民钱即达十万，可以想见大寺经济的富裕）。民间对于寺院佛事，也时常发起团体性的支持，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居民，分别量力储资于寺库，以供寺用；并依兴办的佛事而有种种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组织；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则为镌刻石经和修葺寺院而组织等。此外，更有永久性的供塔邓邑、弥陀邑、兜率邑，以及每年一度纪念佛诞的太子诞邑等组织。寺院印置大藏经，也多组织邑社来举办。这样，寺院由于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佛事愈盛，并且通过邑社的群众支持使佛教信仰更为普遍。当时民间最流行的信仰为期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其次为炽盛光如来信仰（辽东宝严寺阁上有炽圣佛坛），药师如来信仰（燕国长公主舍宅建药师院，民间通称她为药师公主），以及白衣观音信仰（相传太宗移幽州大悲阁观音像于契丹族发祥地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民族的守护神）等。他如舍利和佛牙的信仰亦盛，且于释迦佛舍利外，更有定光佛舍利的流传。至于由佛教影响而成的习俗，突出的为妇人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人名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等为小字等。
　　辽代帝室优遇僧人，同时又通常以经律论三门考选僧材，其学业优秀的授以法师称号。更于各州府选有德望的沙门为纲首，指导后进，就讲（讲解）、业（修持）、涌（讽诵）三方面选习专攻，一代名僧即多出于其中。由于有这些培养考选制度，就促进了佛教教学研究的发展。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原为华严教学的中心，这对辽境各地佛学有很大的影响。如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即以专攻《华严》著名，撰《华严悬谈抉择》六卷以阐扬澄观之说。辽帝道宗对华严学也有理解，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等。辽代密教学的代表人物有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硕。觉苑曾师事印度摩尼三藏，究瑜伽奥旨，有盛名，撰《大日经义释科文》五卷（已佚）、《演秘钞》十卷，发挥一行学说。道硕通内外学，兼究禅、律，后专弘密教，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两人都据《华严》的圆教思想以融会密义，他们虽祖述善无畏、一行所传的胎藏系，而按其内容，由于会通于《华严》，反而和不空所传的金刚系密教为近。另外，有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陀尼集》三十卷。又关于密典的传译，有中印摩竭陀国慈贤三藏所译《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摧碎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如意轮莲华心观门仪》一卷。其时民间风行的密法还有《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大宁故城白塔第二层各楞即雕有八大菩萨像）。和《华严》思想及密教义学有关的，为中京报恩传教寺论圆通法大师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通赞疏》十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已佚）。医巫闾山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撰《通玄钞》四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形成《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辽代弘扬净土的名僧有上京管内都僧录纯慧大师非浊（？—1063），撰《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已佚，他还著有《三宝感应要略录》），他的活动历兴宗、道宗两朝，影响极大。又某师著《汉家类聚往生传》二卷。沙门诠晓撰有《上生经疏会古通今新钞》、《随新钞科文》（现存残卷）。诠晓通唯识学，撰《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科文》四卷，《大科》一卷及其他著作六种（都已佚）。辽代治俱舍学的有燕京左街僧录演法大师琼煦，他校了赵州开州开元寺常真所撰《俱舍论颂疏钞》八卷。治律学的有守道，曾应道宗召于内廷建置戒坛。又有志远，应召主持内廷戒坛。非觉（1006—1077）住蓟州盘山普济寺，以律行闻，任右街僧录判官。其弟子等伟（1051—1107）于寿昌三年（1096）在慧济寺讲律，为三学殿主，名重一时。又有法均，清宁年间（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其他律学撰述，有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大师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思孝撰《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都已佚）。思孝博通诸经，据高丽《义天录》所载，他对《华严》、《涅槃》、《法华》、《宝积》、《般若理趣分》、《报恩奉盆》、《八大菩萨曼陀罗》诸经都有注疏和科文，并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近世还发现有《法华经普门品三玄圆赞緼E》一卷。此外，在燕京一带，原来有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和五代石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总结性的巨著在流行，影响辽代学僧也欢喜从事于音释的工作。著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门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幽州沙门行均于五台山金河寺所撰《龙龛手镜》（鉴）四卷，都对于辽地经典的写刻校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于圣宗太平元年（相当宋代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着宋刻蜀版大藏经的印本所引起，实含有和宋版竞胜的政治意义。他和宋版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少的写本，特别是《贞元录》入藏诸经，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并改变卷子式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因为它刻版始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完成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这一时期辽代已恢复了契丹国号，因而通称此藏为契丹藏。它的印本未传入南地，但曾送到高丽，给丽藏再雕本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另外，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以后相继增刻，到了唐末中绝。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并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更施给多额内币，进行大规模的续刻。道宗复于完成《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之后，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其底本都和刻本藏经有关，后来大安九、十年间（1093—1094），又有沙门通则和他的弟子善定等，于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财，续刻石经四十四帙，约五千片。契丹藏印本现已全部散佚无存，但由于大量续刻石经的遗留，使后代借以考见契丹藏编刻的大概，它的工程和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辽代的佛教艺术，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诸省都保蹲有一些遗构。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天井和勾栏多保留唐代的建筑法式。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寺中薄伽教藏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河北易县开元寺的毗卢殿，天祚乾统五年（1109）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360尺，为现存木塔之年代最古者。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河北涿县的云居寺塔等。内部团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
（游　侠）
　　　　　　　　　　　　

十二、金代佛教
　　金代佛教是指公元1115—1234年间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完颜王朝时代的佛教。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这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迨建国后，它以武力灭辽，又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其后南进，占领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攻略黄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区，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开始于太宗时期（1123—1137）。传说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天会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同在天会年间，太宗后为佛觉大师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时，命名大延圣寺（以后金世宗时改名大圣安寺，成为金代燕京的名刹）。当时营建塔寺，偏于河北、山西等地，这是和攻占了宋都而加强黄河以北地区的治理经营有关的。但在天会八年（1130），曾经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时佛教范围已相当扩大。熙宗时期（1138—1149）金的国境已扩展到淮水以北地带，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汉化，对于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见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会宁市），特建大储庆寺，请他做寺主。著名律师悟铢（？—1145）也同受优遇皇统中被任为中都右街僧录。到了世宗继立，是为金代的全盛时期（1169—1189）,开始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保护政策，积极整顿教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严禁民间建寺。其间由于财政困难，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团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公卖度牒，以助军费，但于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行停止，仍持续统制整顿的方针。而世宗自己却喜欢巡游名山古刹，营建塔寺，优遇名僧。他为玄冥顗禅师在燕京建大庆寿寺，又在东京创建清安禅寺。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特别在清安禅寺别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对各大寺都赐田、施金、特许度僧，表示对佛教的好意支持。章宗时期（1190—1208）继世宗的统制方针，取缔宗教教团的法制更臻完备，严禁私度僧尼，并积极地规定由国家定期定额试经度僧，并限制各级僧人蓄徒的名额。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对于童僧，一般是以《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的谈诵为试课，童尼分量减半。又规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额，即长老、太师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满四十以上的度一人，这大概是和一般试经度僧的规定并行的。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国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象辽代那样与闻国政，专事统理管内僧众的威仪律行，及处理教团内部的诉讼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号称国师，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列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都三年一任。此外，如五台等佛教胜地，则别置僧官，负责庄严名刹。禁僧尼和朝贵来往，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这充分表现了政府对于佛教僧团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财政困难，又采行公卖度牒、紫衣、师号和寺院名额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贯性。他自己曾召万松行秀禅师于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各施珍品，并为建普度法会，以表示对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后，金代面临着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胁，为了筹措军费，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时代，这种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团因滥杂腐化，终于日趋衰退而后已。
　　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资财，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如世宗在位期间，于燕京建大庆寿寺，曾赐沃田二十顷，钱二万贯；重建燕京昊天寺，赐田百顷，特许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赐田二千亩，钱二万贯；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后住东京，特为创建清永禅寺，别筑尼院，由内府给营建费三十万，寺成后更施田二百顷，钱百万，寺内僮仆多至四百余人，其富饶可想而知。另一部分辽代旧寺还保留着原来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有二税户制度的遗存（这一制度是辽帝室和权贵将平民户籍隶属寺院，使纳一半赋税供寺院之用）。二税户中，有的已随辽代朝贵阶层的崩溃而得到解放，有的沦为寺院的附属民户，仍为寺院有力的经济基础。到了金代中期，二税户的残余竟成为当时含有政治性的社会问题。经过世宗、章宗两度诏免二税户为民，才全部消灭了这种制度。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由于寺院的经济充裕，常以余力来举办各项社会事业，最普遍的是施药和赈饥二事。施药大都就寺内设置药局，以施给贫民，其制创始于清州辨公，后各地寺院相继仿行，很为普遍。赈饥系昭仪军观察判官梁姓倡办，章宗明昌二年（1191）在祐圣千佛院施粥百天，后各地大寺院亦多采行，以济饥民。拥有大量资财的寺院更在寺内外设置质坊以贸利，如《松漠纪闻》载延寿院一寺即设有质坊二十八所，这种经营更促进了寺院经济的不断发达。
　　金代国祚虽短，但在佛教教学方面，如华严、禅、净、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禅宗尤为盛行，这可说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响。本来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在金人未占领以前，禅宗的杨岐、黄龙二派已很兴盛。杨岐系克勤（1063—1135）住汴京天宁寺，黄龙系净如（？—1141）住济南灵岩寺，各弘宗风，为北方禅宗的二重镇。金人占领中原以后，道询（1086—1142）继承净如在灵岩寺弘法，著有《示众广语》、《游方勘辨》、《颂古唱赞》诸篇。汴梁则有佛日大弘法化，传法弟子圆性（1104—1175）于大定间应请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门弟子中得法的有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五人。广温（？—1162）又参学于燕京竹林寺广慧之门，后住河北蓟县盘山双峰寺弘化。另有政言（1125）从慈照禅师处得法，著有《颂古》、《拈古》各百篇，《金刚经证道歌》、《金台录》、《真心说》、《修行十法门》等；相了（1134—1203）从懿州崇福寺超公处得法，他们先后都曾住潭柘山寺弘化。道悟（1151—1205）得法于河南熊耳山白云海禅师，后住郑州普照寺弘化。教亨（1150—1219）从普照寺宝和尚参学有得，弟子宏相传其法。此外，更有河朔汶禅师、利州精严寺盖公、五台铁勤寺慧洪、上京宝胜寺善英诸师，都著名于禅门。这时期的禅学，大抵是看话禅一派。末期的万松行秀（1166—1246），尤为金代著名禅师。行秀，河内人，初从胜默、云岩诸德参学，
　　各契深旨，为两河三晋的佛教徒所钦敬。后住邢州净土寺，筑万松轩自适，因有万松之称。他传曹洞青源一系之禅，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满禅师，虽治禅学，而平时恒以《华严》为业。他曾在从容庵评唱天童的《颂古百则》，撰《从容录》，为禅学名著。其他著述有《祖灯录》、《请益录》、《释氏新闻》、《辨宗说》、《心经风鸣》、《禅说》、《法喜集》等。他兼有融贯三教的思想，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楚材的称颂，说他“得曹洞的血脉，具云门的善巧，备临济的机锋”，一时传为的评。行秀的法嗣少室福裕，所弘尤广；林泉从伦继事评唱颂古，撰《空谷传声》、《虚堂习听》各六卷。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宝严于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听受的达五百余人。义柔精究《华严》，有华严法师之称。惠寂从汾州天宁寺宝和尚受《华严法界观》，后弘化于鄂城，转徙流离，不废讲说。遗憾的是三师著述都已失传。苏陀室利传系印度那烂陀寺高僧，以专精《华严》著名。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率弟子七人航海来华；弟子中三人中道折返，三人死亡，仅一弟子相随，历时六载才到达五台，未及宣译，即示寂于五台灵鹫寺。
　　密教在辽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冲和知玲。相传法冲于大定三年（1163）和道士萧守真角力获胜，所习教法未详。知玲从嵩山少林寺英公传总持法，后于皇统中（1141—1149）住河北盘山感化寺专弘密教。从现存五家子砖塔遗构推测，似金刚界曼陀罗法仍在流行。他如《华梵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大准提陀罗尼》、《佛顶准提咒》等，在民间亦极流行。又遗留在河北房山云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遗物上，发现和密教有关的文献也占大多数，这主要是承受了辽代佛教的影响。此外，西域密教僧人来华的，有北印呼哈（啰）悉利和他的从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巡礼五台、灵岩诸胜地。呼哈(啰)悉利于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迹不详。
　　金代弘净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禅悦、行秀、广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1149—1222）于大定年间（1161—1189）历主燕京崇寿、香林诸寺，日课佛号数万声，感化甚众。广思于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结白莲华会，谨守庐山慧远的规模，开北地莲社念佛的风气。关于净土的著述，有万松行秀的《净土》、《洪济》、《万寿》、《四会》等语录及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严而受丛林敬仰。悟铢（？—1154）兼通经论，尤为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广恩，都以戒师著称。法律（1099—1166）于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净垢寺，皇统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万余人，后为平州三学律主。广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开元寺，度僧千余，著有《密莲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1185—1231），他是章宗朝的进士，初宗儒学，反对佛教，后读佛典有得，喜和禅僧交游，曾师事万松行秀，撰《鸣道集说》，批判宋儒的排佛论，主张三教调和之说，对于当时人士影响极大。又撰《楞严经解》、《金刚经解》、《西方父教》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华严圆融无碍的教学，以佛教为中心，实践以禅为主体，这样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会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征，并反映于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金代文献残缺，关于这一刻藏事业原未见记载，直到1934年，偶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其印本。据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现存的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现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断臂发愿，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始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中间历时三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这部藏经才告成，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面目，又补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对于藏经版本、校刊乃至义学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极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对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亦曾进行续刻，现在续有发现。至于零本木刻经典可考的，则仅有《华严》、《大般若》及《无量寿》等经。
　　金代佛教艺术之可考的，有建筑、雕塑和壁画等方面。建筑现存的有寺院、塔和经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晋唐以来的门楼廊院环布的传统形式，围墙四面设门，四隅筑角楼，和门殿廊庑相连接。仅其在正殿后殿之间添置柱廊一点，稍异于前代。现存的寺院遗构，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和天王殿，系太宗天会六年（1128）僧圆满重行修建；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系熙宗天眷三年（1140）僧录通悟大师等就辽代遗构重修的。又同省应梁净土寺的大殿，系天会二年（1124）建；朔县崇福寺的阿弥陀殿，系熙宗皇统三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还有大同葾E化寺的三圣殿和山门，五台善文延庆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过殿和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山门等。至于现存的金代佛塔，和辽代的相比，形式上大体相似，但细部略有变化：如各层向上的缩减比例渐小，基坛和初层各方面雕刻不多。立体多层塔有八层、九层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于经律无据。塔身多涂饰白色以象征国号等。塔形有八角五层式的，如沙锅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层式的，如冀东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三层的，如开原石塔，传废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三年（1156—1163）建；有六角八层的，如朝阳五家子砖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层的，如林东街西塔。此外，杂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万部华严经塔以及墓塔诸式。金代经幢大体承唐、辽旧制，更普及于各处。其中梵字幢咒语多用梵书，年月题字用真书，亦有梵书一行和真书一行相间的。经幢中制作优美的颇多，如河北正定龙兴寺东方经幢，山东泰安岱庙经幢，大定准提陀罗尼经幢（现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邻馆内），河北卢龙陀罗尼经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圆教院僧人净璋所造的木雕弥陀像最为著名。关中僧人法诲，以长于绘画著名，华原延昌寺壁画即出于他的手笔，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变相是他个人的作品，法堂华严壁则是和山水名家杨泽民合作绘成的。
（游　侠）
　　　　　　　　　　　　

十三、元代佛教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顺帝末年的百余年间（1260—1368）蒙古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元王朝时期的佛教。为了叙述方便，将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时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内略加叙述。自十三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帕思巴圆寂后，他这一系的僧人继续为元帝师的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都家班、相儿家思、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亦辇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释老传》）。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而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
　　此外，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且禅宗盛行江南，天台、白云、白莲等宗亦相当活跃。但对佛教教义未有多大的发扬，仅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僧尼人数之增加，有甚于过去。而寺院大力经营工商业等，尤成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现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数，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将私度僧尼糀E算在内，恐怕还不止此数。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寿安山佛寺，铸一佛像曾冶铜五十万斤（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
　　随着寺院的兴造，又规定每寺住僧约三百人，于是朝廷将大量田地给与寺院。例如，中统初（1260）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1312）给大普庆寺田八万亩，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山东益都田七十顷。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成，以江浙废寺之田归之。据大略统糀E，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续文献通考》卷六）。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机构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设有总管府、提举司或提领所来经管业务。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设立主管机构。如大护国仁王寺，有襄阳、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大承华普庆寺，有镇江、汴梁、平江等处稻田田赋提举司。大承天护圣寺，有平江善农提库司、荆襄等处济农香户提举司、龙庆州等处田赋提领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磑、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如皇庆初（1312）给与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即其一例（《陔馀丛考》卷十八）。其在工业方面，如开采煤炭和铁矿，也有寺僧参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权豪僧道擅据矿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纪》）。仁宗延祐三年（1316）于山西五台山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史·仁宗纪》二），这也是前代寺院所无的经济活动。还有银矿的开采虽非寺院直接经营，而其收入却归寺院所有。如至顺元年（1330），闻蔚州广灵县地产银矿，文宗即令中书太禧院派人经营，而以其所得归大承天护圣寺（《元史·文宗纪》三）。寺院的工商业经营，当然和政府赋税收入有关。政府对于寺营的解库，有时禁止，有时命其纳税。而政府对于各处住持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开设解库，也有禁令（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旅馆），其货物照章纳税(《元史》卷十七)。其后更时有明令，使僧道为工商者纳税。特别是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以防止当时富户冒为僧道，规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这是因为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来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经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订，成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当时有《弘法入藏录》，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更召集汉藏大德僧人学士等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异同，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此外，民间私刻的藏经也还有几种版本。先是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经版一副，约六千卷，此即通称的普宁寺本。稍后，在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宋末创刻未完的碛砂版藏经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约1323顷）完成，共六千三百余卷。又在大德十年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大藏中选出南方各种藏经刻版所缺之秘密经类等，刻成二十八函，约三百一十五卷，以为普宁寺版和碛砂版的补充。管主八还于大德六年（1302）以来刻成西河字（西夏文）大藏经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并印施三十余部于各地。又白莲宗复兴而传入福建之后，也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建阳县发起开雕毗卢大藏，得到当时福建行省长官亦黑迷失的赞助，担任了劝缘主，但只刻成《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还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于蒙、藏文大藏经亦于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由嘉漾在内地和西藏地区分别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
　　元朝喇嘛教的著名人物，首推帝师帕思巴（1239—1280）。他在至元六年（1269）曾受命为蒙古族制造文字，进号大宝法王。他曾说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一卷。后来又为世祖太子真金讲《彰所知论》。其著名弟子有胆巴、阿鲁浑萨里、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
　　胆巴（？—1303），藏族人。幼年依止帕思巴，被命赴国外学习梵典。中统间（1260—1264）帕思巴荐之于朝廷，号为金刚上师。因不容于宰相桑哥，被谪于潮州，后召还。寂后进号帝师。
　　阿鲁浑萨理（1245—1307），维吾尔族人。从帕思巴修学，旁通一些民族语言并汉文经史百家之学。帕思巴回西藏时，携他同行；后荐之于朝廷，官至集贤馆学士、平章政事。
　　沙罗巴（1259—1314），西域人。幼从帕思巴剃染为僧，学诸部灌顶法。他能操一些不同民族的语言，尤精通藏文，任世祖和帕思巴之间的译人。他译有帕思巴《彰所知论》二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各一卷。后授江浙等处释教总统，所译经典都雕板流通。
　　达益巴（1246—1318），师事帕思巴十三年，帕思巴回西藏时，他送到甘肃临洮，又亲近其地学者绰思吉十九年。武宗即位，召问法要，寂后谥祐圣国师。
　　迦鲁纳答思，维吾尔族人，通达佛教及诸民族语言。他被荐入朝后，世祖命他从帕思巴学习佛法和藏文，期年而通。他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的经论，世祖命锓版，散给诸王和大臣。
　　此外，还有必兰纳识里（？—1331），是帕思巴死后仕于元朝的维吾尔族学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皇庆中，受命翻译梵文经典。西域各地送来的文书，都由他翻译。至顺二年（1331）给以国师之号。他用蒙古族文字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
　　元代的禅宗，北方有金代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师、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师。南方则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临济宗匠，传持禅学。
　　万松行秀（1166—1246），在金代极有盛名。他撰有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从容录》六卷，与当时江南的天童如净并称为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门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全一至温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
　　耶律楚材（1190—1244），出身辽的皇室而仕于金，后来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他从万松行秀参禅三年，得到印可，号湛然居士。他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时，致书请行秀评唱天童正觉的《颂古百则》，行秀即在燕京报恩寺内从容庵撰出，楚材为作序刊行，即后来有名的《从容录》（《从容录序》）。
　　海云印简（1202—1257），曾为忽必烈讲说佛法并传戒。他重兴真定临济寺，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语录曰《杂毒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就是他的弟子。
　　刘秉忠（1216—1274），原是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经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简南还，他遂留于行帐，参决军政大事，后恢复本来的刘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时，他起草的朝仪、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遗著有《文集》十卷。
　　当时南方，自南宋以余杭径山、临安灵隐等为禅宗五山小刹后，禅门宗匠辈出，其代表人物有：
　　云峰妙高（1219—1293）于至元十七年（1280）住径山，时教家大毁禅宗，妙高与一、二同志入京力争。和教僧仙林论辩得到胜利（《佛祖通载》卷二十二）。
　　雪岩祖钦（？—1287）得法于径山无准师范。历主潭州尤兴寺、湖州光孝寺，最后主江西袁州仰山，人们称他所住的地方是法窟。他的语录力说儒释一致。有《雪岩祖钦禅师语录》行世。
　　高峰原妙（1238—1295），从雪岩祖钦问道，后入临安龙须山力参。又至天目西峰狮子岩隐居，常设三个疑问（三关）勘验学者，时称“高峰古佛”，有语录行世。
　　中峰明本（1263—1323）是高峰高足。他有时住庵，有时住船，到处称其所居为“幻住”。丞相脱欢和翰林学士赵孟等多从他问法。仁宗时高丽王子王璋特往参谒，明本作《真际说》开示之。遗著有《幻住庵清规》、《山房夜话》及《语录》等，收于《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元代编入大藏经中流行。嗣法弟子天如惟则、千岩元长等，皆为宗匠。
　　元叟行端（1255—1342）和天目中峰同时，阐扬大慧（宗杲）门风于径山，名闻京国。门下人材甚盛，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是他的高足。有《语录》行世。
　　一山一宁（1247—1317）是南海普陀山的名僧。大德三年（1299）奉成宗命持诏书使日，住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处。寂后，给以国师之号，称一山国师。其所传禅学称一山派（《元亨释书》卷八）。
　　此外，天台、华严、慈恩、戒律诸宗，仍余绪未绝。如天台宗的湛堂性澄、玉岗蒙阔、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绝宗善继等；华严宗的仲华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宝严、丽水盘谷等；慈恩宗的普觉英辩、云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闻等，都是当时各宗硕果仅存的学者。
　　湛堂性澄（1253—1330）从佛鉴铦（音先）学天台教观，弘法于杭州演福寺。至治元年（1321）应召入京，校正大藏。著有《金刚经集注》、《弥陀经句解》等行世。蒙润、允若、善继等，都出其门下。玉岗蒙润（1275—1324）从古源、湛堂等受业，盛弘《法华》于杭州。晚年隐居龙井白莲庵，率众修法华三昧，著有《四教仪集注》，为台宗学徒入门书。浮休允若（1280—1359）从大山恢学天台教仪，后依湛堂于南天竺寺，极受器重。他的风度严峻，被称为僧中御史，著有《内外集》。大用必才（1276—1343）从蒙润受教，遂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大弘天台教于杭州。著有《法华》、《涅槃》诸经讲义。绝宗善继（1286—1357）为湛堂法嗣，历住天台荐福、能仁等寺，阐扬《法华》三大部教义，晚年专修净业。他的弟子如玘是明初的名僧。
　　仲华文才（1241—1302）是元代华严名僧。他讲授经论，主张通宗会意，视语言文字，不过糟粕而已。世祖命为洛阳白马寺住持，号“释源宗主”。后为五台山佑国寺开山第一代住持，署真觉国师。了性、宝严等是他的高足。所著有《华严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慧灯集》二卷（《佛祖通载》卷二十二）。大林了性（？—1321）历游诸方讲席，学贤首教，后从文才至五台，备受启迪。当时喇嘛受朝廷尊宠，所有名僧莫不抠衣接足，乞其摩顶，谓之摄受；了性惟长揖不拜。寂后谥曰弘教。幻堂宝严（1272—1322）是文才的嗣法弟子。文才三坐道场，他都随从。后住普安、佑国二寺，与了性大弘《华严》教义（《大明高僧传》卷二）。丽水盘谷的师承不明。他一生好游名山。诗名著当世。世祖的附马高丽王子王璋，请他讲演《华严大意》于杭州慧因寺，备致礼敬。有《游山诗集》三卷行世（《大明高僧传》卷一）。
　　普觉英辩（1247—1314），受慈恩学于柏林潭，弘法于秦州景福寺，道俗称为无佛世之佛。云岩志德（1235—1322）从真定龙兴寺法照学慈恩教义。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命江淮诸路立御讲所三十六所，他被选为讲主，开讲《法华》、《唯识》等疏，号佛光大师。吉祥普喜通达《唯识》、《因明》诸论，也是江淮御讲所的讲主之一。当时云南僧端无念为《唯识》名家，曾和普喜辩论《唯识》，对他的造诣极为倾服（以上见《大明高僧传》卷二）。
　　光教法闻（1260—1317）是元代唯一律师。他从温公受学《法华》、《唯识》及《四分律》。帝师亦怜真请他讲《般若》，指授《因明》要义。后被召居京师大原寺、大普庆寺。当时从他受戒的僧俗很多，号光教律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
　　元代佛教在传统的各宗以外，江南还有白云宗、白莲宗等教团。这两家都起源于宋末，都提倡念佛，励行菜食，只是白莲宗许有妻室为异。白莲宗是宋苏州延祥院沙门子元所倡。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其徒号为“白莲菜人”。此宗因发展迅速，遭受“妖妄惑众”之嫌，子元被流放到九江，教团也被解散。后来小茅阇黎纠集信徒，重新倡导，但他的见解就差远了（《释门正统·斥伪志》）。另外，白莲在被禁以后，由于优昙宗主普度的活动，在庐山得到复兴。普度所著《庐山莲宝鉴》旨在显彰子元的教义,破斥当时彰德朱慎宝、广西高仙道等附托白莲的异说。至大三年（1310）他亲自入都，呈上白莲宗书，进行白莲宗的复兴运动，因而得到宣政院的认可。以后，一般遂以白莲教中得到朝廷认可的称为正宗，未得到认可的称为邪宗（明果满编《庐山复教集》）。
　　元代的佛教艺术有好些特色。特别是由于帕思巴等弘传西藏地区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艺术起了一大变化。尼泊尔著名的佛像工艺家阿尼哥擅长画塑及范金为像。中统元年（1260）帝师帕思巴在西藏地区建黄金塔，阿尼哥和尼泊尔一批匠人到了西藏。帕思巴因他技术优异，命他监工。塔成以后，即从帕思巴出家，相随至北京。最初奉命修补了明堂的针灸铜像，京师金工都佩服他的巧妙。至元十五年（1278）还俗，授大司徒，领将作院事。两京（大都和上都）寺观之像，都出其手（《新元史·阿尼哥传》）。其他自西藏地区和蒙古地区来的工匠，如塑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的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拨，铸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鍮石像，又制造文殊、弥勒布漆像的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杂儿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铸造八臂救度母等鍮石像的八儿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永乐大典》本《元代画塑记》）。
　　从阿尼哥学塑梵像最矨E绝艺的是汉人刘元。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求造梵天佛像奇工，刘元被荐见阿尼哥，从学西天梵像，遂成绝艺。元朝两都名刹的塑土、范金、抟换（即夹纻漆像俗称脱沙）为佛像，出于刘元之手者，皆精绝无比。官至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后人称为刘正奉（虞集《道园全集·刘正奉塑记》）。
　　阿尼哥、刘元一派以前的佛像手法称为汉式佛像。自阿尼哥始称为梵式佛像。这种梵式佛像，不但盛造于北方寺刹，现今南方杭州也有一些遗迹。如著名古刹灵隐寺前飞来峰岩壁上的几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287—1292）之间所凿造的梵像。
　　元代僧徒的著述，虽不及唐宋之盛，但如禅宗僧徒行秀的《从容录》、明本的《中峰广录》、普度的《莲宗宝鉴》、德辉的《敕修百丈清规》、庆吉祥的《至元法宝勘同录》、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觉岸的《释氏稽古略》等，都是一代的要著。
　　元代僧人中以诗文著名者颇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栯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诚、子贡、圆至、实存、善住、大��、清珙、至仁、惟则等皆是（以上各人的作品都收入清代顾嗣立编的《元诗选》）。
　　明本为著名禅僧，作有船居、山居、水居（住水边）、鄽居所谓《四居诗》数十首，为世传诵。行端亦宗门名匠，尝拟寒山子诗百余篇，自号《寒拾里人稿》。栯堂益为大慧杲四世法孙,有《山居诗》四十首流传于世。清珙居吴兴霞雾山，禅余作《山居吟》，其章句精丽，有《石屋珙禅师诗集》。圆至字天隐、大��字笑隐、本诚字觉隐，诗名相埒，当时称为“诗禅三隐”。圆至善为古文，所著《牧潜集》，雅丽可诵。明姚广孝谓元代僧人的文章，虽三隐并名，应推天隐为第一（见姚广孝《牧潜集序》）。大��为南京龙翔集庆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校正《敕修百丈清规》，为禅门定式。说法之余善为文，著有《蒲室集》十五卷。本诚后名道元，居吴下，善诗并工山水绘画，有文集行世。大圭为文古雅，诗尤有风致，著有《梦观集》。善住字云屋，著有《谷响集》。子庭善口辩，有诗名，平生好游，著有《不系舟集》。这些都是元代特出的诗僧。
（林子青）
　　　　　　　　　　　　

十四、明代佛教
　　明代佛教是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应赴佛事等）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录司务僧官都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见太祖实录］，制定僧服色别，严格区分禅、讲、教三类。十七年（1384）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三）。复通告全国，防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这就是所谓《申明佛教榜册》，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又命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民间的僧人实数，要他们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国各级僧司造僧籍册，拟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为《周知板册》。后以执行手续过烦，不久就停止了。
　　明初以来，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限制很严，私度因而激增。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宪宗成化二年（1466），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成化八年（1472）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据成化二十一年（1485）统计：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多至六百三十九所。后来继续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南京报恩寺的田地塘荡就有一万余亩（《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江南各地著名寺院也都有相当多的土地。常州武进县土豪陆衡典了弥陀寺田土三千亩，到期不肯全部交还，因此兴讼，于是开始禁止买卖寺田（《钦录集》洪武十九年条）。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全国大寺有钱粮者，设钻基道人一人，专办差税，其余僧众都不许在外奔走，交结官司。到了景泰年间（1450—1456），令各处寺观田地，每所限置六十亩为产业，其余都拨给农民佃种纳粮（《大明会典抄略》“僧录司”），钻基道人之制也就跟着废止了。明代对于喇嘛仍给以应有的宗教上优遇。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即与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洪武七年（1374）帕思巴后代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尊为帝师，加国师称号。设置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于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以藏僧任僧官。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重视。永乐元年（1403）遣中官侯显入藏，迎哈立麻至京，亲往慰问，请于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给与大宝法王称号。当时宗喀巴（1357—1419）在藏传弘佛法，名称普闻，成祖又派大臣四人往请，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释迦智（1354—1435）前来京师，成祖即给他以大慈法王称号。后释迦智回西藏创建色拉寺（拉萨三大寺之一），又再度至京，任永乐、宣德两代国师（张建木《宗喀巴大师传》）。计永乐时代（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明会要》卷七十八）。宪宗、孝宗、武宗三代（1465—1521）都深崇喇嘛。来京藏僧，也多给以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尊号。武宗且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给藏僧食茶八万九千余斤。神宗万历五年（1577）蒙古可汗俺答入青海，闻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至西宁附近弘法，即率众万人欢迎，给以“遍知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喇嘛之名就从这时开始）。索南嘉措遂致书当时宰相张居正致敬，表示当劝顺义王（时俺答受封为顺义王）早日回蒙，并献礼物四臂观世音、氆氇、金刚结子等。万历十六年（1588）神宗曾派人迎索南嘉措前来北京，但他于是年即在内蒙逝世了。
　　明初各宗派中，禅宗盛行，而以临济为最，曹洞次之。元末禅僧继续传法于明初的，有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禅僧有季潭宗泐、恕中无愠、呆庵普庄、见心来复、斯道道衍、雪轩道成、南洲溥洽等。中叶以后，则有楚山绍琦、空谷景隆、笑岩德宝、无明慧经、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湛然圆澄等，各阐禅学于南北各地。
　　梵琦（1296—1370）和昙噩都曾参加蒋山法会，为太祖所礼重，著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及《六会语录》。昙噩（1283—1371）著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卷行世。智及（1311—1378）四主名刹，为元叟行端以后的有名宗匠（《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
　　宗泐（1318—1391）与来复齐名。洪武五年（1372）于钟山建法会，太祖命他升座说法，并作《赞佛乐章》八曲，又命主金陵大天界寺，掌全国僧事。与如玘笺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全国。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无愠（1309—1386）从元叟行端出家，居台州瑞岩时，日本怀良亲王慕他的名望，遣使请往日本传教，太祖因此召他至南京，但无愠以老病辞。所著《山庵杂录》二卷，称为宗门七书之一（《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二）。普庄（1347—1403）深于禅学，又善讲说。洪武十年（1377）朝廷命各地僧徒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他受请讲授于金山寺，由是著名。又曾主江西訟E居山及浙江径山。所著《呆庵语录》，后湮没不传（《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三）。来复（1319—1391）擅长诗文书法，历主宁波天宁及杭州灵隐诸大刹，曾被召至京，受四众归敬。后因丞相胡惟庸案牵连被杀。著有《四会语录》及《蒲庵集外集》六卷。道衍（1335—1418）号逃虚子。成祖起兵时，任为军师，即位后，论功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任太子少师，复姓姚，命名广孝。常居僧寺，冠带而朝，还仍缁衣。他除监修《太祖实录》及监修《永乐大典》外，著有《道余录》一卷、《净土简要录》一卷、《诸上善人咏》一卷、诗文《逃虚子集》十卷（《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溥洽（1346—1426）博究教典，并通儒书，曾任僧录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时，成祖疑他与闻其事，把他拘禁十余年。后因道衍临终之请，始释其狱。寂后，杨士奇为撰塔铭（《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道成（1352—1432）出于万松法嗣雪庭福裕一系，尝住金陵天界寺，永乐初曾出使日本。
　　绍琦（1404—1473有语录四卷曰《笑岩集》。德宝门下出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三名僧，各传道一方，时称为临济中兴。圆悟（1566—1642）重兴宁波天童寺，为明末禅宗著名宗匠。嗣法弟子有汉月法藏、浮石通贤、破山海明、费隐通容、木陈道忞等十二人。其法系蕃衍，遍于全国。
　　慧经（1548—1618）住江西新城（今黎川县）寿昌寺，倡导农禅，重振曹洞宗风。其法嗣四人，以博山元来、鼓山元贤二系最盛。由此二系的蕃衍，使曹洞一宗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和天童一系的临济禅形成对峙之势（《五灯会元续略》卷一）。元来（1575—1631）开法江西博山，门下出宗宝道独、栖壑道丘、星郎道雄等，其法系颇盛于广东。元贤（1578—1657）住福建鼓山，大唱曹洞禅，著有《补灯录》、《继灯录》、《永觉禅师广录》（三十卷）等二十余种。圆澄（1561—1626）在法系上与元来、元贤为同门昆季。他开法绍兴云门显庆寺，法席大盛。门下麦浪明怀、石雨明方、三宜明孟、瑞白明雪等，都是禅宗知名者。著有《慨古录》、《宗门或问及语录》八卷（《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五）。
　　华严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间（1506—1565）稍弘于北方。无极（明信）由鲁庵（普泰）传授贤首教旨历二十余年，门下出雪浪洪恩（1545—1608），尽传其学，著名于江南。雪浪弟子知名的有巢松慧浸和一雨通润。一雨的弟子有苍雪读彻和汰如明河。慧浸（1566—1621）善于讲说，通润（1565—1624）精于著述。明河（1588—1640）曾疏《楞伽》、《楞严》二经，并著《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苍雪（1588—1656）别号南来，善讲《华严大疏》，并工诗文，有《南来堂诗集》行世（弘方《贤首宗乘》）。
　　天台一宗，宋元两代盛传于江浙。入明以来，只有东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一作万金）等数家。慧日以后，继述的有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觉诸家。至万历间无尽传灯（1553—1627）住天台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台祖庭，大开讲席。他著有《法华玄义略辑》一卷、《天台传佛心印记注》二卷等，时称为天台中兴。其后智旭继之，著有《法华纶贯》一卷、《法华会义》十六卷、《大乘止观释要四卷》等，为明代天台最后的一大家。
　　慈恩宗典籍，宋元间渐次失传，至明初几乎成为绝学。正德年间（1506—1521）鲁庵稍弘于北方，无极继之，渐传于南地。雪浪从无极学《华严》，旁及《唯识》，辑有《相宗八要》。其门人巢松曾领学徒在焦山专攻《成唯识论》三年；一雨著有《成唯识论集解》十卷，可知其学风的趋向。后紫柏盛赞慈恩一宗，学者复继起研究。明昱（1527—1616）曾讲唯识于南京、北京及杭州等地，著有《成唯识论俗诠》等《相宗八要解》（王肯堂《成唯识论俗诠序》）。王肯堂（？—1614）亦治《成唯识论》，因感慈恩著疏亡失，乃辑藏中经论及《华严疏钞》、《宗镜录》诸典正释唯识之文，编撰《成唯识论证义》十卷。崇帧年间（1628—1644），祩宏的弟子绍觉（广承）讲唯识于杭州莲居庵，其门下有灵源（大惠）、辩音（大基）和新伊（大真）等。广承著有《唯识音义》八卷，未成而寂，由辩音补辑成书。大惠著有《成唯识论自考录》十卷。新伊著有《成唯识论合响》十卷（《灵峰宗论》卷八之一）。新伊的法嗣智素，又撰《成唯识论音响补遗》十卷。此外，当时的唯识学者还有古德、内衡等（钱谦益：《上内衡法师书》，见《有学集》卷四十）。
　　律宗自明初以来，也很衰微。正统间（1436—1449）朴原主杭州昭庆寺，奉命开坛传戒，时称宗师（《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南京古林寺传戒，三昧（1580—1645）继之，律学大振。晚年应请入南京宝华山传戒，著有《梵网经直解》四卷。其法嗣见月继制《传戒规范》，古林遂成律宗道场。同时福州鼓山元贤，广东鼎湖山道丘、弘赞等，均尽力于律学之复兴。弘赞著有《四分律如释》十二卷、《四分律名义标释》四十卷（《鼎湖山志》卷二、三）。
　　净土法门，自宋元以来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明初梵琦、大佑、慧日、妙叶、普智、道衍等，都弘赞净土，各有著作。
　　嘉靖至万历间（1522—1619）宗本、传灯等都宣扬净土法门。
　　特别是云栖祩宏，专志净业，广受缁素的归向，建立了净土一宗的道场。智旭精究各宗教义，亦以净土为三学（禅、教、律）的指归。他的弟子成时，选编有《净土十要》，流传很广。
　　此外，慧经、元来、元贤、圆澄等曹洞宗匠，也都提倡禅净双修。其影响一直延至今日。
　　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一百多年间，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万历时期（1573—1619），名匠辈出，形成佛教的复兴气象。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人物，是云栖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藕益智旭（1599—1655），号称明末四高僧。
　　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种风气。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学有相当理解，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
　　宋濂为明初翰林学士，曾三阅大藏，著有《宋学士文集》。所撰高僧塔铭等文字三十九篇，祩宏辑成《护法录》，为元末明初佛教史传的重要资料。李贽出入儒释之间，尤好禅宗。著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书。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三人，俱以文章知名。他初学禅于李贽，后归心净土法门，撰有《西方合论》，宣扬净土。矍汝稷博览内典，汇集禅门宗师语要，撰《指月录》三十二卷，盛行于世。王肯堂精于医学，学佛研习唯识，著有《成唯识论证义》。焦竑长于文字，举进士第一，与李贽往来论学，因归心佛法。著有《楞伽》、《法华》、《圆觉》等经的《精解评林》各二卷。屠隆是著名的文艺家，晚年学佛，著有《佛法金汤录》三卷，驳宋儒排佛言论。
　　其他如严讷、虞淳熙、庄广还等，多从祩宏习净土法门。
　　庄广还编有《净土资粮全集》六卷。紫柏、密藏之倡刻嘉兴藏，多得力于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陶望龄等的护持。这些居士对于明末佛教之复兴起着很大的作用（《居士传》卷三十七至四十六）。
　　明代佛教教义的研究，以《楞严经》为最盛。现存明代研究《楞严》的著述，尚有数十种，著名者为真鉴《楞严正脉疏》十卷、德清《楞严通议》十卷、通润《楞严合辙》十卷、智旭《楞严文句》十卷及《玄义》二卷、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十卷、曾凤仪《楞严宗通》四卷等。《心经》、《金刚经》、《楞伽经》，自明太祖指定为僧徒必须讲习的三经后，注解极多。除宗泐、如玘所释以外，《心经》有宋濂《般若心经解义节要》一卷、真可《心经注解》一卷、德清《心经直说》一卷、李贽《心经提纲》一卷等；《金刚经》有真可《金刚经释》一卷、德清《金刚经决疑》一卷、智旭《金刚经破空论》一卷、曾凤仪《金刚经宗通》七卷等；《楞伽经》有德清《观楞伽经记》八卷、通润《楞伽经合辙》八卷、智旭《楞伽经玄义》一卷及《义疏》九卷、曾凤仪《楞伽经宗通》八卷等。《法华》、《华严》、《起信论》，亦极流行。天台著述，有一如《法华经科注》七卷，如愚《法华经知音》七卷、通润《法华大窍》七卷、德清《法华通义》七卷，智旭《法华会义》十六卷等。华严有德清《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方泽《注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等。戒律的著述，以《梵网经》为最盛。现存的有祩宏《梵网菩萨戒经义疏发隐》五卷、寂光《梵网经直解》四卷、智旭《梵网经音义》一卷及《合注》七卷、今释《梵网戒疏随见录》一卷等。
　　明代撰著的佛教史籍，现存的有玄极《续传灯录》三十六卷、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六卷、加惺《大明高僧传》八卷、明河《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三卷、元贤《继灯录》七卷、《建州弘释录》二卷、传灯《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如卺《禅宗正脉》十卷、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八卷、通容《五灯严统》二十五卷、通问《续灯存稿》十二卷、朱时恩《佛祖辈纲目》四十一卷及《居士分灯录》二卷、黎眉《教外别传》十六卷、郭凝之、圆信合编《先觉宗乘》（辑录居士入道机缘语要）五卷、《优婆夷志》一卷、心泰《佛法金汤编》十卷、屠隆《佛法金汤录》三卷、夏树芳《名公法喜志》四卷等。其他禅僧语录，为《嘉兴藏》及日本辑《续藏》所收的约有百余种。
　　明代的刻藏事业，前后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间（1368—1398）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年间（1403—1424）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乃至万历年间（1573—1619）开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兴藏》。前三藏是官板大藏，后者是私刻大藏。
　　《武林藏》是中国最初刻成的方册大藏经，开刻年代不明。《嘉兴藏》是真可及其弟子密藏计划，幻予继之主持，经德清、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等支援刻成的《方册大藏经》。初开刻于山西五台山，后褹E至浙江径出，而由嘉兴楞严寺发行。故依刻经处所称为《径山藏》，依发行地称为《嘉兴藏》。
　　此外，明代还有藏文藏经（甘珠尔）的刊行，在永乐和万历时代，前后曾翻刻过两次。此甘珠尔原系十四世纪之初由嘉漾比丘刻成，藏于藏地奈塘寺，世称奈塘版。永乐八年（1410），成祖遣使藏地访求经典，即取其经藏全部翻刻，又翻刻其丹珠尔（论藏）部分要典《般若》、《中道》、《律论》、对论、二种《比量论》六论随经藏发行，称为永乐版。这是明代初刻的“蕃本”大藏经（见永乐八年“藏经赞”）。其后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翻刻永乐版蕃本，以黑字印行，称为万历版（吕澂《西藏佛学原论》,深浦正文《佛教圣典概论》第十章）。
　　明代建国以后，为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于洪武三年（1370）命僧慧昙出使国外，开了以僧为使的创举。慧昙率领使节团一行二十余人，访问西域各国，于洪武四年（1371）秋到达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他以高龄劳瘁，到僧伽罗后不久即患病，自知不能复命，预向僧伽罗王留下遗表而寂（宋濂《觉原禅师遗衣塔铭》）。洪武十年（1377），宗泐又继慧昙遗志，奉命率领佛徒三十人，再使西域。往返六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归国，从印度取回《庄严宝王》、《文殊》（真实名义）等经。
　　其次是对日外交。当时日本为南北朝时代（1336—1396），南朝太宰府怀良亲王曾遣日僧祖来来中国致书通好，洪武四年（1371）十月至京。太祖即命禅僧祖阐、天台讲僧克勤等送祖来还国（《明史日本传》）。迨达九州时，怀良亲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怀疑祖来乞师中国，把祖阐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后经京都王朝得悉其事，派舆马来迎。足利义满欲请祖阐主持天龙寺，克勤未允，只为日本僧俗演说佛法而已。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阐、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们不辱使命，给以嘉奖，并令克勤蓄发拜官（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建文三年（1401）日本足利幕府也遣僧祖阿等来明。建文四年（1402）祖阿归国时，惠帝亦遣僧道彝（天伦）、一庵（一如）赴日还聘。次年（1403）二月，明使归国时，足利义满又遣僧坚中圭密为正使来明。时惠帝出奔，成祖即位，日使适到称贺，逐遣赵居任、张洪及僧道成等，送日使者还国并赠书通好（《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明代中国和尼泊尔的外交往来，也以僧人为使节。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与其徒惠辩等赍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刺国（今尼泊尔），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智光入京，送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于洪武二十年（1387）到达南京。太祖报以银印、玉图书及幢幡彩币等。智光在尼泊尔时，曾从麻诃菩提上师受传金刚曼陀罗四十二会，归国后译有《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列传》）。
（林子青）
　　　　　　　　　　　　

十五、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清初对于寺庙僧尼悉有限制。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于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初寺庙僧尼数字，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庙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 ）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纸，并令师徒相传，不必再发。其后私度的人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1617—1682 ）建立关系。世祖顺治九年（1652）达赖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世祖又好参禅，先召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1610—1666 ）说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 ）、木陈道忞（1596—1674）等入京说法。通琇弟子茚溪行森和道忞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相随入京，也各助传教。通琇后又入京，世祖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他对汉地佛教的推崇（《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卷下）。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对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辑古德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又从章嘉国师参学。清朝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译经，主要是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雍正初年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奉命将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 ）译成蒙文丹珠尔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 —1790 ）又译藏文大藏为满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附撰《造像量度经引》及《续补》各一卷；《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继译《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各一卷；嘎卜楚萨木丹达尔吉译《极乐愿文》一卷、萨穆丹达尔吉译《释迦佛赞》一卷。
　　清代的刻经事业，在顺治、康熙（1644 —1722）年间，民间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当时发行的有《续藏经》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续藏经》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见1920年北京刻《嘉兴藏》目录），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兴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世宗时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内容系据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种七十三卷。总理藏经事务者为和硕庄亲王允禄，参加监造、校阅人员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圣教目录》）。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经甘珠尔（乾隆初略有修补）。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尔，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经》。后又续成《满文藏经》。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经版于1900年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
　　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先是郑学川（1826—1880 ）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处，他自己即在这一年出家，法号妙空。以后他又创立苏州、常熟、杭州、如皋四个刻经处，前后十五年间，所刊佛经近三千卷。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初时对郑学川在扬州的刻经事业，极力护持，并募财相助。后在南京自创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佛典。光绪四年（1878）他随曾纪泽到过英法，于伦敦认识日僧南条文雄（1849 —1927），知道中国唐宋间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归国以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撰述二百余种。前后刻成经典三千余卷，并图像多种。到了清末宣统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 —1921）得罗迦陵之助，与黎端甫、汪德渊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频伽精舍刊行，号《频伽大藏经》。
　　清代佛教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仍以禅宗为最盛，净土次之，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又次之。
　　清初禅宗，有临济的天童、磬山二系和曹洞的寿昌、云门二系相对峙。天童密云一系，以汉月法藏（1537—1635 ）、费隐通容（1593 —1661 ）、木陈道忞（1596 —1674）、破山海明（1597 —1665）四支为最蕃衍。法藏开法三峰（江苏常熟），门徒最盛，后继者有杭州灵隐具德弘礼（1600—1667）、苏州灵岩继起弘储等。弘礼门下，出有晦山戒显、硕揆原志等，各传禅道于吴楚。弘储历主浙江大刹，广受缁素皈依。他的门下金赋原直住南岳和德山（湖南常德），楚奕原豫住潭州云盖山，灵岩之道，遂大行于湖南。通容历主福严（浙江石门）、黄檗（福建福清）诸大刹，他的法系传入福建，门下出有隐元隆琦和亘信行弥。隐元（1592—1673 ）晚年应请东渡日本，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祖。亘信（1603 —1659）历主雪峰和南山，大扇宗风于闽南。其徒如幻超弘（1605 —1678）住泉州小雪峰，被称为一方宗匠。道(忞)继密云主持天童，应召入京说法，受清世祖礼遇。海明门下出有丈雪通醉，其法系盛行于四川、贵州，至今传承不绝。磬山天隐门下一系，出有箬庵通问与玉林通琇等。通问开法杭州理安寺，后主镇江金山，成为清初以后禅宗最盛一系。通琇自武康报恩寺应请入京传戒后，名重朝野。晚年开法浙江西天目山，所居号禅源寺，一时称为法窟。
　　寿昌（在江西新城今黎川县）、云门（在浙江绍兴）二寺，在明末并称为曹洞中兴道场。入清以后，寿昌慧经的法嗣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晦台元镜等，各振一方。元来住江西博山，其道大行。门下出宗宝道独、栖壑道丘、星朗道雄等，分传曹洞禅法于岭南和江北。道独门下出剩人函可（1611—1659 ）、与天然函昰（1608 —1685）等。函可以弘法罹难，充配沈阳，开法于千山。天然为广东一大宗匠，明朝亡后，遗民士子多从他披剃。道丘（1586—1658）开山鼎湖，其法系在掺弘赞、迹删成鹫等，皆一时名德。道雄（1598—1673）住安徽庐江冶父寺，鼓扬洞上宗风，著有《教外直指》。元贤（1578—1657）重兴福州鼓山，法嗣为霖、道霈继之，讲学刻经，颇为曹洞生色。元镜弘禅于建阳东苑，门下出觉浪道盛，开法于南京天界寺，其法系颇为繁荣。
　　绍兴云门一系，自湛然圆澄以后，其势力颇足与临济的天童一系相颉颃。圆澄门下出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瑞白明雪，在清初均为有名宗匠。明方门下的远门净柱、位中净符，明盂门下的俍亭净挺、西遁净超，明雪门下的百愚净斯等，都是很有名的禅宿。
　　太平天国以后，金山、高旻、天童、天宁，号为禅宗四大丛林。道华清澄的法嗣月溪显谛与观心显慧（许樾身《观心大师塔铭》）先后重兴镇江金山。其后，大定密源（1824—190）、常静密传、性莲密法、隐儒密藏，相继整肃禅规，宗风大振。金山遂成为中国的禅宗首刹。扬州高旻寺，自清初天慧实彻（？—1735）经昭月了贞、宝林达珍至楚泉全振（1861—？），其禅规整肃，与金山齐名。常州天宁寺，清初原为律宗道场，自大晓实彻（1685—1757 ）改为禅宗，至冶开清镕（1850 —1920）继主法席，宗风大盛。冶开与宜兴海会寺妙参清虚、南京香林寺济南清然、扬州高旻寺楚泉全振、苏州西园寺广慧圆德，同称为清末江南宗门五老。重兴宁波天童寺的寄禅以及湖南衡阳岐山仁瑞寺的恒志（1811—1875 ）、江苏句容赤山真如寺的法忍（1845 —1905）都是清末著名的禅僧（寄禅：《恒志和尚道状》、《法忍禅师塔铭》）。
　　明代以来各派禅僧竞撰灯录、世谱。紫柏以《传灯》未续，为他出世一大负，因此能文缁素，都发愿有所著述。此种风气，在清代尤为流行。清代所撰的传灯僧史，有道忞《禅灯世谱》九卷，通容《五灯严统》二十五卷,通问《续灯存稿》十二卷，本晰《宗门宝积录》九十三卷，通醉《锦江禅灯》二十卷，如纯《黔商会灯录》八卷，性统《续灯正统》四十二卷，超永《五灯全书》一百二十卷，净符《祖灯大统》十八卷，弘储《南岳单传记》一卷，纪荫《宗统遍年》三十二卷，自新、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十五卷，心圆、火莲居士《揞黑豆集》九卷，聂先居士《续指月录》二十卷，达珍《正源略集》十六卷等。
　　清初风气，凡是开堂说法宗师，寂后常由门人辑录其机缘法语付版。因之，当时续刻的《嘉兴藏》以语录为最多。临济宗如天童密云门下的通容、道忞等十二弟子；磬山天隐门下的通问、通忞;三峰汉月门下的灵岩弘储、灵隐弘礼及其弟子等；曹洞宗如博山一系的道独、函昰、函可、今无、今释、今辩等；鼓山一系的元贤、道霈；东苑元镜门下的道盛及其弟子等；云门圆澄一系的明盂、净柱、净挺、净斯、智操等，都有语录行世。
　　净土为清初以来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最致力弘扬者以行策、省庵、彻悟、瑞安、悟开、古昆、印光等为代表人物。行策（1628 —1682 ）字截流，住常熟普仁院，创七日念佛法，著有《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为清代“打念佛七”的滥觞。省庵（1686 —1734 ）名实贤，住杭州梵天寺，结社专修净业。所著《劝发菩提心文》，广为缁素传诵。净土宗徒称他为莲宗第九祖。彭际清辑有《省庵禅师语录》二卷。彻悟（1741 —1810 ）号梦东，初从北京广通寺粹如参禅，后继主法席，为道俗所归仰。嘉庆五年（1800 ）居京郊怀柔红螺山资福寺，倡导念佛，依从者甚众，遂成北方著名净土道场。有《彻悟禅师语录》二卷（体宽《彻悟禅师行略》）。
　　瑞安（？—1864 ）字悟和，住红螺山，专修净土。魏源在京时曾从他问法，后应魏源请至高邮弘法，信者极众。仁和许息庵延住扬州藏经院，受院主观如所归敬。其后遍历南京、苏州、泰州、通州诸地，到处弘传净土（程兆鸾《悟和法师传略》）。悟开（？—1830 ）字豁然，号水云道人，住苏州灵岩山下宝藏寺。通达经论，而专以净土接众。著有《莲宗九祖传略》、《净土知津》、《念佛百问》各一卷（江沅《念佛百问序》）。古昆（？—1892 ）号玉峰，光绪四年（1878 ）住杭州弥陀寺，摩崖刻大字《阿弥陀经》。光绪十五年（1889 ）卓锡慈溪西方寺，盛倡念佛。著有《莲宗必读》、《西方径路》、《净土自警》、《念佛要诀》等书。其弟子芳慧著有《净土承恩集》，照莹著有《净土业痛策》，都继承他倡导净土（沈善登《报恩论》卷下）。
　　印光（1861 —1940 ）名圣量，号常惭。初学净土于北京红螺山。光绪十九年（1893 ）南游，居普陀山法雨寺专修。时人辑他所撰文章为《印光法师文钞》。晚年移居苏州灵岩山，寂后门弟子尊他为莲宗第十三祖。
　　天台宗自明末百松真觉再兴，称为重兴天台教观第一世，幽溪传灯为第二世；以后，藕益智旭、苍辉受晟、警修灵明被继尊为第三、四、五世。天溪受登与受晟为同门、受登弟子灵耀与灵明继绍弘扬台教。受登（1607 —1675 ）住杭州天溪大觉寺专弘天台三十余年。受登的弟子灵乘，字遐运，著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纶贯》及《科注》各一卷。灵耀，字全彰，随侍受登二十余年，康熙初（1662 ）住嘉兴楞严寺，对《嘉兴藏》的补刻流通很有劳绩。著有《楞严经观心定解》十卷、《法华经释签缘起序指明》一卷、《四教仪集注节义》一卷、《随缘集》四卷等。
　　清代中叶以后，天台的学者有观竺、广昱、隆范、幻人、寻源、通智、敏曦、定宗祖印、古虚谛闲等。观竺弘教于上海龙华寺，与天童广昱、金陵妙空、杭州玉峰、嘉兴济延五人，同被称为当时法门龙象（《报恩论》卷四）。幻人（1828 —1910 ）名隆范、字献纯。初参大须于焦山，继至天童从广昱听《法华》，众推为天童首座。常讲经于南京及普陀山，与杨文会通信论学，累数万言。著有《法华经性理会解》一卷、《穿珠集》（禅宗语录）二卷（《天童寺续志》卷下《献纯首座塔铭》、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五）。通智名寻源，同治十三年（1874 ）从北京龙泉寺本然出家，得法于浙江普陀佛顶山信真，屡讲《法华经》于宁波天童、南京古林、扬州万寿诸寺，于《楞严》尤有心得，著有《楞严开蒙》十卷（印光《通智法师公堂序》）。
　　敏曦（1827 —1899 ）字日种，初从温岭明因寺永智受教。历讲《法华经》于嘉兴楞严、上海龙华、杭州天龙诸寺。曾与海盐张常惺同游日本，考察佛教。晚年重兴苏州报恩寺，辑有《苏州报恩塔寺志》（敏曦《苏州报恩塔寺志》）。祖印（1852 —1922 ）名定宗，出家于湖北当阳玉泉寺，后从敏曦、广昱学天台教义，与诗僧寄禅友善。光绪七年（1881 ）回玉泉寺从香山受法，盛弘天台于湖北荆宜间。光绪二十五年（1899）再游江浙，所至频开讲席（太虚《玉泉祖印宗法师塔铭》）。谛闲（1858 —1932 ）名古虚，号卓三，初于嘉兴楞严寺从敏曦听《法华》，后掩关慈溪圣果寺，专究天台。晚年重兴宁波观宗寺，设弘法研究社。生平讲席遍于各地，为晚近天台宗名家。遗著有《谛闲大师全集》。
　　清代华严宗的法系，正传旁出，极为纷歧。清初雪浪一系的苍雪、含光等，盛讲《华严》于苏州。杭州方面则以柏亭续法为代表人物。同时北方宝通贤首一派，也出有知名学者多人。苍雪（1588 —1656 ）专讲《华严大疏》，但他好诗，其学为诗名所掩。含光（1599 —？）为汰如（明河）弟子，亦弘《华严》。康熙时（1662---1722 ）雪浪三世孙佛闲（勗六）住南京普德寺，盛讲《华严》、《法华》，时称为华严宗中兴名家（《法华经科拾》卷七后跋）。
　　柏亭（1641 —1728 ）名续法，从明源学《华严》教义，为明末祩宏五世法孙。他在杭州弘扬《华严》五十多年，著书二十余种，达六百余卷。他的主要著作有《贤首五教仪》六卷、《贤首五教仪科注》四十八卷、《华严宗佛祖传》十四卷、《般若心经事理解》一卷（吴永芳《般若心经事理解序》）。
　　宝通贤首一派，创始于不夜照灯。照灯为颛愚观衡弟子，北游开法于通州宝通寺，门下出玉符印颗，遂开宝通一派。印颗（1633 —1726 ）于康熙十三年（1674 ）继席宝通，为贤首第二十八世。他的弟子耀宗圆亮、滨如性洪、波然海旺、有章元焕等，分别传法于河北，称为宝通四支（《宝通贤首传灯录》）。元焕的法嗣通理（1701 —1782 ）字达天，是清代中期有名《华严》学者。通理于雍正十一年（1733 ）奉召入圆明园校勘藏经，因得研《华严大疏》；后至永祥寺从元焕传《华严》宗旨，遂嗣其法（《宝通贤首传灯录》卷下《有章元焕传》）。乾隆十八年（1753 ）通理任职僧录司，其后清字经馆成立，他又助章嘉国师校译满文藏经。乾隆四十五年（1780 ）班禅六世入京，通理奉命和他谈论佛法，被封为阐教禅师。著有《法华指掌疏》七卷、《楞严经指掌疏》十卷、《圆觉经析义疏》四卷等（《新续高僧传》卷十《通理传》）。
　　清末《华严》学者，以月霞为最后代表人物。月霞（1858 —1917 ）名显珠，为常州天宁寺冶开法嗣。初学天台不契，继至金山、高旻参禅，后隐终南山，始专究《华严》。他弘法数十年，足迹远至日本、暹罗诸国。晚年创办华严大学于上海，后迁杭州海潮寺，造就人才不少。著有《维摩经讲义》等（持松《月霞法师传》）。
　　律宗自明末古心如馨传戒于南京古林寺，三昧寂光（1580 —1645 ）继之，分灯于宝华山，其后遂分为古林、宝华二派。古林一派，清初以来，海华（1608 —1679 ）、寂鼎、普璠、本修等相继，至清末辅仁（1862 —？）传戒不绝（《律门祖庭汇志》）。寂光重兴宝华山，不久圆寂，门下出香雪戒润与见月读体。戒润弘律于常州天宁寺，见月（1601 —1679 ）继主宝华，发扬光大，遂成律宗著名道场。他著有《传戒正范》四卷，又自述《一梦漫言》，记其生平参学及重兴宝华山始末。他的弟子定庵德基，继主宝华。宜洁书玉（1645 —1721 ），分席杭州昭庆寺，都继承宝华山的规范。又四传至文海福聚（1686 —1765 ），应请入京传戒，成为北京法源寺第一代律祖。著有《南山宗统》十卷，记载南山律宗世系传承。
　　与见月同时的有福州鼓山元贤、道霈，广东鼎湖山道丘、弘赞等，均致力于戒律之弘传。弘赞著有《四分律如释》十二卷、《四分律名义标释》四十卷。乾隆时北京潭柘寺源谅（1705 —1772 ）亦盛传戒法，著有《律宗灯谱》二卷。湖南方面，先龄长松以各地传戒戒科不一，撰《戒科删补集要》，盛传于湘鄂。太平天国以后，金山的观心、焦山的大须，天台的敏曦等，都倡传戒律于江浙。光绪二十三年（1897 ）发朗重建杭州昭庆寺戒坛，时称为律宗中兴（俞樾《昭庆寺重建戒坛记》）。
　　慈恩一宗，自明末昭觉广承于杭州莲居庵讲《唯识》，其弟子灵源大惠、古德大贤、新伊大真等继之，入清传承不绝，时称莲居派。大惠曾讲《唯识》于京师及苏杭等地，著有《唯识自考录》。大贤弘法云栖，智旭曾从他听《唯识》。大贤的法嗣玉庵、法孙忍庵，也都传承此学。大真继主莲居，精研戒律，曾讲《唯识》，亦为智旭所师事，著有《成唯识论合响》。其弟子本全、圣先，相次继席，讲学不替。同时内衡亦讲《唯识》于杭州，为钱谦益所称道，是清初有数的慈恩学者。其后钻研《楞严》者多，《唯识》之学遂渐趋沉寂。
　　清末松岩、默庵，亦颇研究《唯识》，讲授学徒。松岩于光绪间（1875 —1908 ）住南京清凉山，穷治相宗。尝谓唐代俱舍法相诸论，实为佛教梯航。时《天演论》、《民约论》相继传来，他曾以唯识理论加以评价。但他早年入寂，著述不传（汪德渊《频伽大藏经序》）。默庵（名果仁，1839 —1902 ）居南岳福严寺，精究三藏，常为四众讲《唯识》,著有《唯识劝学篇》、《阅藏日记》等书。道阶、佛乘等为其高足。道阶（1865 —1934 ）弘法南北，时讲唯识之学。佛乘（1872 —1922 ）创办僧学于南岳，亦常以唯识授学人（罗杰《南岳默庵禅师传》）。
　　清代居士之弘传佛学，成为近世佛教的支柱。清初著名的居士有宋文森、毕破、周梦颜、彭绍升四人。与彭同时的有罗有高、汪缙。清代中叶，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清末有杨文会、沈善登等，都是热心研究佛教的学者。
　　宋文森（？—1702 ）字世隆，习禅学，曾受天竺行珍付嘱。毕破（？—1708 ）号紫岚，从马首山醒愚学禅，有《别传录》八卷行世（《居士传》卷五十五）。周梦颜（1656 —1739 ）字安士，学通经藏，深信净土，著《西归直指》二卷。其所撰述后编成《安士全书》行世（《西归直指》卷首本传）。彭绍升（1740 —1796 ）法名际清，出身于苏州儒士家。初学道教不契，后读《紫柏全集》始归心佛法。他深信净土，自号知归子。著有《居士传》、《一行居集》、《二林居集》等行世。其侄彭希涑也深信净土，编有《净土圣贤录》九卷。
　　罗有高（1734 —1779 ）字台山，因与彭绍升交游，遂信佛法，从扬州高旻寺昭月了贞参禅。他出入儒释，有《尊闻居士集》八卷。汪缙（1725 —1792 ）字大绅，与彭绍升、罗有高三人结为法友，从事佛学研究。他为《居士传》作有评语，杨文会称他具宗匠手眼（《等不等观察录》卷三），著有《汪子遗书》十卷（彭绍升《汪大绅述》）。
　　钱伊庵（？—1837 ）深入禅学，辑有《宗范》二卷。书中括引古德参禅方法，与戒显《禅门锻炼说》，为清代禅学名作。江沅，字铁君，曾与龚自珍共同校刊《圆觉经略疏》，为自珍所师事。他为悟开《念佛百问》作序，自称净业学人，其思想似倾向于净土（龚自珍《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
　　裕恩，号容斋居士，为满清贵族。好读佛典，通达额纳特阿克、西洋、藏、蒙、回及满汉等文字。曾校读大藏，凡佛典有新旧数译者，或校归一是，或并存之（龚自珍《己亥杂诗》自注）。校刊有新译《金刚经》一卷（从藏文本译出）行世。他又精通密宗布坛法仪及佛相方位，刻有《药师七佛供养仪轨经》一卷（阿旺查什《重刻药师七佛供养仪轨经序》）。张师诚（？—1829 ），号兰渚，曾任江苏、福建巡抚，号一西居士。抄录古来有关净土的善信、立愿、励行等语要，取祩宏所说“持名一法是经中之经”的意义，编成《径中径又径》四卷。
　　杨文会（1837 —1911 ）字仁山，他一生以流通佛经为务，创金陵刻经处于南京，对清末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他著述颇多，今已编为全集刊行。沈善登，名谷成，法号觉尘，清末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四年（1878 ）杭州弥陀寺所刻摩崖大字《阿弥陀经》，即出于他的手笔。著有《报恩论》四卷。
　　清初，明末遗民出家为僧的颇多。其知名的有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等。这些人物都以诗文为世所重。而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渐江以擅画，被称为清代四大画僧。
　　八大山人，俗名朱耷，为明朝宗室，明亡出家，久居南昌，擅画山水、花鸟、木石，不泥成法，画笔以简劲胜。石涛，名道济，亦明宗室贵族，俗名朱若极，号大涤子、苦瓜和尚等。善画山水、花果、兰竹，王麓台称他为清代江南第一画家，郑板桥亦极推重他的兰竹。石溪，名髡残，自号残道人，受觉浪道盛衣钵，住金陵牛首山，每以笔墨作佛事，所画山水，有破逸风格。渐江，名弘仁，善山水，好画黄山松石，晚学倪云林笔法，自成一家。这些人的画风，在清代四王、吴、恽六大家之外，各别树一帜，为艺术家所重视。此外，如扬州的虚谷，焦山的大须，上海的竹禅等，都是清代有名的画僧。
　　清代的诗僧也不少，比较知名的有苍雪、天然、借庵、练塘、笠云、寄禅等。苍雪（1587 —1656 ）名读彻，云南人，著有《南来堂诗集》八卷，吴梅村很推重其诗（《梅村诗话》）。天然（1608 —1685 ）名函昰，番禺人，著有《天然和尚诗集》（一称《瞎堂诗集》）二十卷。借庵（1757 —1836 ）名清恒，字巨超，浙江海宁人，为乾隆道光间（1736 —1850 ）焦山寺僧，诗名甚盛，著有《借庵诗钞》十二卷。练塘为南京栖霞寺僧，与借庵齐名，寂后洪稚存题其墓碣，称之为“江左诗僧”，著有《旃檀阁诗集》。笠云（1837 —1908 ）名芳圃，湖南人，长沙麓山寺僧，诗书俱佳。王闿运、俞曲园等都推重他。著有《听香禅室诗集》八卷、《东游记》（日本纪行诗）一卷。寄禅（1851 —1912 ）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为清末著名爱国诗僧，著有《八指头陀诗集》正续共十八卷。
（林子青）
　　　　　　　　　　　

十六、西藏前弘期佛教
　　西藏前弘期佛教就是西藏佛教发展的前一个阶段。西藏古典著作如布敦《佛教史》、伦主《佛教史》、童祥《青史》、《西藏历书引言》、《藏王纪》等书，都说前弘期始于松赞干布时代，终于墀惹巴仅末年。但诸书所载这两个人的生卒年代，出入很大。今据中国古史《新唐书》所载松赞干布王妃唐文成公主入藏的年代(641)，再参酌西藏的古典著作，松赞大概生于公元七世纪初。根据墀惹巴仅在位时，在拉萨所立的《汉藏和盟碑》的年代(823)，墀惹巴仅的卒年不会早于这个年代。《布敦史》和《伦主史》都说他的卒年是841年，当比较可信。因此，可以认为“前弘期”约始于七世纪中叶至九世纪的前半，前后约二百年。
　　本期佛教发展的情形，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一、松赞干布时期（初兴佛教）松赞干布以前的西藏，境域狭小，至松赞干布，才扩张疆土，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如《新唐书》说：“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为汉魏诸戎所无也。”
　　传说松赞以前，西藏没有统一文字。松赞既征服诸部落，扩大疆土，为与邻国往来和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的需要，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吞米·桑布札学声明学，回藏地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了八部论，解释藏文的用法（布敦《佛教史》及《西藏王臣史》）。
　　松赞以前，西藏只有一种神教，名为笨教，专作祈禳等法。松赞干布时，有了统一的藏文，才开始翻译佛经，建立佛教。
　　松赞干布派人到锡兰请来蛇心旃檀的十一面观音像，又往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请来诃利旃檀的观音像（此像现仍供在布达拉宫），作为供养修福的对象。
　　松赞干布初娶尼泊尔公主，携来不动佛像、弥勒菩萨像、度母像等（不动佛像现供在惹摩伽寺，弥勒像等现供在大招寺）。后娶唐朝文成公主，又携来释迦佛像（相传为佛在世时所铸造，现供在大招寺正殿中）。
　　松赞干布又使尼泊尔塑像匠人，按照松赞自己的身量，塑一尊观音像（现供在大招寺北厢殿中）。
　　为供奉诸圣像，便于人民修福礼拜，尼泊尔公主建筑了大招寺，文成公主建筑了惹摩伽寺，松赞干布又建迦刹等十二寺于拉萨四周各要地。此外，又建筑了许多修定的道场。各寺所供的圣像很多，有释迦、弥勒、观音、度母、颦慼、佛母、光明佛母、妙音天女、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
　　当时翻译经典的人，汉人有大天寿和尚，藏人有吞米桑布札、达摩廓霞、拉垅金刚祥，印度人有孤萨惹论师、商羯罗婆罗门，尼泊尔人有尸罗曼殊论师等。
　　当时翻译的经典，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见《青史》第二十页）。又有《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续（二十一种）》、《百拜经》、《白莲华经》、《月灯经》。有说亦曾翻译《十万颂般若经》（《藏王纪》第三十一、七十二页）。
　　藏地以前没有一定的法制。松赞干布时代，依佛经所说的十善戒，制定法律：斗殴的处罚，杀人的抵偿，盗窃的加八倍罚款，奸淫的断肢体而流放，欺妄的割舌（《藏王纪》第三十三页）。又制十六条人道伦理法：一、敬信三宝，二、修行正法，三、孝敬父母，四、恭敬有德，五、敬重尊长，六、交友以信，七、利益国人，八、心性正直，九、景慕贤哲，十、善用资财，十一、以德报德，十二、秤斗无欺，十三、不相嫉妒，十四、不听妇言，十五、和婉善语，十六、心量宽弘（《西藏王臣史》第十六页，《藏王纪》所说略异）。
　　总之，在这一段时期，藏地才开始有佛教，建筑寺庙，创造文字，翻译经典；同时也制定了法律，教育民众，使西藏民族逐渐强盛文明起来。所以藏地史书都说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化身，特为饶益藏地人民而现国王身的。
　　二、墀松得赞时期（建树佛教）
　　松赞干布后，芒松芒赞（亦作芒垄芒赞即松赞干布之孙）、都松芒薄结两代，虽然继承祖先的遗训奉事佛教，不过对于佛教事业，非但没有新的建树，而且由于多次兵灾，将释迦佛像封闭在大招寺左厢秘室中，松赞干布所建的布达拉宫也毁于兵火。墀得祖敦即位后，起初原为其太子绛刹拉闻请婚于唐朝。等到金城公主到藏时，绛刹拉闻已死，只好嫁墀得祖敦，以后生下墀松得赞，大弘佛教。金城公主到藏后，问知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释迦佛像闭在暗室，急命人请出，供在大招寺正殿；又将尼泊尔公主请来的不动佛像，移到惹摩伽寺供奉。
　　墀得祖敦想绍继祖先弘扬佛教的遗规,曾派使臣往底斯山迎请佛密和佛静二大论师。二师未肯到藏。墀得祖敦又遣使到唐朝和于田，迎请宏法大师和经典，并建立拉萨喀扎等寺，安置各处请来的经典和大德。
　　此时译经的，有账迦牟拉廓霞、娘若那鸠摩罗。从汉文译成的有《百业经》、《金光明经》及历数、医学等书籍（布敦《佛教史》）。这时的僧众，有汉僧和于田僧；藏民虽已信仰佛教，但还没有人出家。
　　墀得祖敦的臣属中，信佛的固然很多，但也有不信佛教的。他们中间还有掌握重权能左右朝政的人，如舅氏仲巴结及达惹陆贡等，不过慑于墀得祖敦的威严，还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
　　墀得祖敦去世后，仲巴结便借口过去几代藏王的短寿，和国家的兵连祸结，将这些事情都归罪于佛法。又编造许多谎言，诬蔑释迦佛像为引祸根源，把像埋在地下，后又移到芒宇。改大招寺为屠场，拆毁墀得祖敦所建的喀扎寺和真桑寺。驱逐修行佛法的信众，各地来的僧人也都遣回原籍。此时墀松得赞年幼，不能自主朝政，只好听凭仲巴结摆布。藏地尚未长成的初期佛教，就遇到这样一场摧折。
　　西藏民间，原已盛行笨教。松赞干布虽曾制定法令，教人民敬信三宝，学习佛经；笨教徒有暗改佛经为笨经的，也被禁止，但臣下和民间，仍有信奉笨教反对佛教的。后来经过芒松芒赞、都松芒薄结、墀得祖敦三代，似乎都没有加以禁止。墀松得赞时代反对佛教的这些权臣，大概就是笨教信徒。
　　墀得祖敦曾派臣下桑希等到内地学佛法。桑希临回藏时，遇着一位高僧，授给他《金刚经》、《十地经》（有作《十善经》）、《稻秆经》等三部经，并且向他说：“现在藏王已死，王子年幼，那些不信佛法的臣下，正在破坏先王法制，毁灭佛法。此时回到藏地，没有佛教事业可作。你等到王子大了，把这三部经呈上，并须请萨贺国的静命来藏弘法，那时佛法才能光大。”桑希等请有汉文经书千余卷，到藏时正遇着灭法，就把经书藏在钦朴石崖中。
　　墀松得赞渐长，阅读前代诸王史籍，知道祖先弘扬佛教、建立法制的事迹，深为信乐，就与诸臣筹商复兴佛教的事宜。桑希以为时机已到，就把藏在钦朴的汉文佛经取出，呈进藏王，并为略述大意。藏王听了很欢喜，就教桑希同汉人梅玛果、迦湿弥罗人阿难陀共同翻译。但此事为舅氏仲巴结所反对，并怪桑希多事，把他贬到芒宇。史书上说一些信佛法的人，为了保护桑希，送他到芒宇避难。
　　又有大臣名萨曩，信仰佛教，藏王派他作芒宇守。他在芒宇建立了两座佛寺。后来往印度朝礼大菩提寺、那兰陀寺圣迹，在尼泊尔遇见静命（也有译为寂护的）论师。他请静命论师到藏弘法，得到许可，自己先回拉萨见藏王，陈述静命论师的功德，可以请来建立佛法。藏王诏诸信佛法的大臣如漾娘桑、廓墀桑等密议，用计除去舅氏仲巴结、达惹陆贡等，颁布敕谕，令一切臣民奉行佛法。先将释迦佛像请回拉萨，仍供在大招寺正殿，随即派人迎接静命论师。民间有信笨教反对佛教的，又使阿难陀等和他们辩论。笨教徒辩论失败，笨教书籍，除少数祈禳法外，都被废毁，不许传播。
　　静命论师到藏后，在龙粗宫中安居四月，为藏王等讲说十善业、十八界、十二因缘等法门。当时雷击玛波日，洪漂庞塘宫，瘟疫流行。不信佛教的人，就说是弘扬佛教之过，请藏王停止弘法，民间喧扰不安。藏王请问静命论师，静命说须请莲花生大师来才能止息灾害，自己也就暂回尼泊尔。藏王又派萨曩等去迎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到藏后，适灾害止息，才又接静命论师回藏。
　　藏王打算建立桑耶寺，先与臣民商议，大家都赞同，就请莲花生大师加持地基，请静命论师仿印度飞行寺规模绘成图样。中分须弥峰、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四舍利塔，四门立四碑。藏王三妃，又各建一殿。从762年壬寅奠基，至766年丙午落成（据《藏王传》等说，布敦说是787年丁卯奠基，799年己卯落成）。完工后又请静命论师、莲花生大师等开光，举行盛大庆祝法会。
　　767年丁未从印度迎请说一切有部持律比丘十二人到藏，以静命论师为亲教师，开始度西藏人出家受戒。最初受戒七人为：宝护、智王护、宝王护、善逝护、遍照护、龙王护、天王护（七人的名字有多种不同的记载），称为七觉士。此后复度官民子弟三百余人，出家受戒；选拔优秀的学习梵文，造成译经的人才。
　　此时翻译经典的，印发人有静命、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西藏人除初出家的七人外，有法明、虚空、宝军、无分别、释迦光等诸大译师，广译三藏教典。又请密宗大德法称论师，传授瑜伽部金刚界、大曼荼罗等灌顶。又请迦湿弥罗国大德胜友、施戒等，传授戒法，又请汉僧传授参禅修定。此时，对于佛教，尽量吸收，不论大小、显密、禅教、讲修，兼收并举，故可称为前弘期的极盛时代。此时所译典籍，据辰年在登迦宫所编《目录》（此目录布敦《佛教史》和伦主《佛教史》都说是墀松得赞时所编。布敦《佛教史》并说：先编《登迦目录》，次编《钦朴目录》，再编《庞塘目录》。《经论大藏目录序》中说，牟底赞薄时，先编《庞塘目录》，次编《登迦目录》，未说《钦朴目录》何时所编）的记载，密教方面除无上瑜伽部，显教方面除《阿含经》类及一部分《中观》、《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上都具备了。现在旧派所传的一部分无上瑜伽部经论，也是由无垢友等传来的，可能因为当时只是秘密传授，故未编入目录内。
　　此时所传的戒律，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为防止部派纷争，藏王曾明令制定，不许翻他派的律典。此时大乘教典，唯识宗的已很完备。但因弘传佛法的主要人物，多是中观宗的大德，如静命、莲花戒，就是中观顺瑜伽行派（世俗中不许有离心外境，胜义中许一切法皆无自性）的创始人，莲花生、无垢友、佛密等也都是中观宗人；所以，此时的见解，都是属于中观宗的。在墀松得赞末年，息灭顿渐的争端后，又曾明令宣布，只许学静命所传的龙树的中观见，修十法行与六度行，不准学顿门的见行。
　　总之，墀松得赞时，才开始有西藏人出家受戒，建立僧伽制度，广译经论，讲学修行。佛教的真正规模，此时才算完备。又在耶巴、钦朴等处，建立专修道场。后来阿底峡尊者曾赞叹说，此时西藏佛法之盛，就是印度好象也比不上呢。
　　三、墀惹巴仅时期（发扬佛教）
　　墀松得赞死后，牟尼赞薄与牟底赞薄先后继位，绍承父业，仍弘佛法。尤其在牟底赞薄时，建立金刚界寺，请无垢友等论师，遍照护等译师，将父兄两代未译完的经论尽量翻译（据伦主《佛教史》和《藏王纪》所记，此时还有莲花戒等论师，龙王护、宝胜等译师），三藏教典此时就很完备了。
　　墀松、牟尼、牟底诸王时，一面虽尽力弘扬佛法，一面也常以武力征服邻近的其他民族，尤其与唐朝，时而和好，时而战争。直到墀惹巴仅时代，由诸佛教大德从中调停，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朝与西藏才达成和议，建立了和盟碑，战事才停息。
　　墀惹巴仅深信佛教，护持十善法制。因见前代静命、智王、漾娘桑、桑希·得瓦廓喀结其主、阿难陀等译出的典籍，有许多名词是西藏不通用的，又有从汉地、于田、印度萨贺等处译来的，名词多不一致，学习极为困难；故请胜友论师、天王菩提等译师，依据大小乘教义及声明诸论重新整理，务令义理无误，名词统一，便利修学。又将大小乘教各种名词，详加审定，汇为专书，使后来译经者有所遵循。倘有必须设立的新名，须将该名词的训诂和定名的理由，详细注明，呈报译经院、讲经院，转呈藏王批准，编入目录内，以便通行。关于密部典籍，尤其无上瑜伽部，未经藏王批准的，不许随意翻译。所译三藏教典，在礼敬文上加以区别：凡属律藏的，“敬礼一切智”；凡属经藏的，“敬礼一切诸佛菩萨”；凡属论藏的，“敬礼曼殊室利童子”。读者一看礼敬文，就知道属于那一藏。对于戒律，还是只弘一切有部，不许弘译他部，以免争端。
　　墀惹巴仅由于深信佛法，对于每一个僧人，各分配给七户居民，供给他的生活，使他能专一修行。每逢斋僧法会，墀惹巴仅先把自己的头巾敷地，请僧众在上边走过，然后顶戴。所有大小朝政，皆请决于高僧；所有行政制度，也都以经律为准则。下至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照经论改制。对前代所建的寺院，都善加修葺，并新建札喜格培寺。以恭敬三宝、奉行十善教育人民。对于侮慢三宝的，处罚特重。他这样做，对于佛教虽是极端尊崇，但在臣民当中，不免引起一部分人的嫉忌和反感。朗达玛的灭法，也就因此而起。
　　从松赞岗薄时代创制统一藏文，翻译佛经，至墀惹巴仅时代整理译典，广事讲修，都属于西藏佛教的前弘期。这一时期内，西藏的佛教，可就教典文献和见修行证两方面总结一下：
　　一、教典文献
　　此时所译的教典，大小、性相、显密、大体都已完备。今依《登迦目录》，略举如下：
　　（一）大乘经典，分六类：
　　(1)《般若经》类，有《般若十万颂》等大小十六种。
　　(2)大方广类，有《佛方广经》等大小七种。
　　(3)《大宝积经》四十八品（原书四十九品，抽出四十六品编入《般若经》类）。
　　(4)各种大乘经，有《贤劫经》等大小一百六十七种。
　　(5)大经类，有《大集经》等九种。
　　(6)从汉文转译的，有《大般涅槃经》等大小二十四种。
　　（二）小乘经：《正法念住经》等大小三十九种，又《集法句》等论著七种。
　　（三）密咒续：《不空�に骶�》等及注疏四部共十八种（其中只有事部和行部，缺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
　　（四）各种陀罗尼一百零一种。
　　（五）名号：有《佛及菩萨百八名经》等九种。
　　（六）赞颂：有《不可思议赞》等十八种。
　　（七）愿文：有《回向愿王》等十二种。
　　（八）吉祥颂：有《大吉祥颂》等七种。
　　（九）律藏：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十七事》、《毗奈耶》并诸注释大小三十一种。
　　（十）大乘注释：有《般若十万颂大疏》等五十二种(内有《般若经》、《深密经》、《三摩地王经》、《宝积经》、《十地经》等的注释)，又有从汉文译出的《解深密经大疏》等八种。
　　（十一）中观宗论：有《中论》等三十三种。
　　（十二）禅修类：有《修次第论》等八种。
　　（十三）唯识宗论：有《瑜伽本地分》等四十一种。
　　（十四）各种大乘论：有《集菩萨学处论》等三十一种。
　　（十五）小乘论：有《俱舍论》等九种。
　　（十六）因明类：有《观业果论》等二十五种。
　　（十七）藏王等撰述：有《圣教正量论》等七种。
　　（十八）已译未校的：有《般若四千颂》及《念住经》二种。
　　（十九）未译完的：有《中观精研论》及《释》等九种。
　　从第一类至第八类属于经藏，第九类属于律藏，第十类以后属于论藏。又第三、第四两类属于密教，其余都属显教。
　　小乘经律论大小乘共学，其余都属大乘。唯识宗的经论，已很完备。中观宗的经论，除月称的论疏外，很多都有了。这个目录中所载的密部典籍虽只有事行两部；但在墀松得赞时，已曾请印度密宗法称大师，传授瑜伽部灌顶。又有无垢友、施戒、遍照护、吉祥积等，已翻译《集密意经》、《幻变密藏》、《黑茹迦格薄》等无上瑜伽部密法多种。所以这一段时期，显密方面的教典，可以说都大体具备了。
　　二、见修行证
　　这一段时期中，从印度请来的译经大德，多系中观见；因此，这一期西藏佛教的见解，主要是中观正见，即“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见解。一切法无“自性（孤立不变而实有的自体）”而“有（存在）”的原因，即是“缘起”（依赖条件而生灭，即一定的事物必依一定的条件才能生起，条件不具备就不能生起）。宇宙万有，世出世间一切因果，乃至证解脱，成菩提，皆依“缘起”而有，亦皆自性空，就是缘起性空的中观见。由深信世出世间因果道理，而严持净戒，依戒修定，由定发慧，就是三增上学。依中观正见和三增上学所引起的身语行为，就是正语、正业、正命的十法行和六度等正行。三学乃至六度等，就是所修的行。由此修行，发小乘心的，所证就是四沙门果；发大乘心的，经三阿僧祇劫，圆满福德智慧二种资粮，所证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以上是就显教说的。在密教方面，如佛密论师所传的事部和行部，法称论师所传的瑜伽部，都是在中观正见和发大菩提心的基础上，传授灌顶。受灌顶后，严守各部的三昧耶戒，进修有相瑜伽的增上定学，和无相瑜伽的增上慧学，由此而得世出世间各种悉地。如无垢友论师所传的无上部密法，就是现在西藏佛教的旧派。此派判佛法为九乘：一、声闻乘，二、独觉乘，三、菩萨乘，说这三乘属于显教，名共三乘，是化身佛所说。四、事部，五、行部，六、瑜伽部，说这三部名密教外三乘，是报身佛所说。七、大瑜伽部，八、阿耨瑜伽部，九、阿底瑜伽部，说这三部名无上内三乘，是法身佛所说。此派说自派所传即后三乘密法，尤其重于阿底瑜伽（即现在流传的大圆满教授）；说一切众生现前离垢的“空明觉了”，即大圆满。意谓生死涅槃一切法，皆本具于此“空明觉了”之中。由了知此心性本来无生无灭，具足一切功用；安住在这种见解上，远离一切善恶分别，渐次消灭一切无明错觉；最后证得永离一切戏论的究竟法界，就是修此教授所证的果德。
（法　尊）
　　　　　　　　　　　

十七、西藏后弘期佛教
　　自从藏王朗达玛于841 年灭法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卫藏等地都没有出家的僧伽。到宋代初年，才有卢梅等往西康学佛法，回藏重集僧伽，弘扬佛教。此后直到现在约一千年，西藏佛教从未中断。这一期的佛教，对前弘期而言，名为“西藏后弘期佛教”。
　　朗达玛灭法以后，佛教什么时候才由西康复传到西藏，各书记载互有不同。布敦《佛教史》上说：卫藏佛教毁灭经七十年，后有卢梅等十人重建佛教。十人到西藏时，有一七十六岁老妇说，她六岁时曾见过僧人。就依这个传说，布敦说西藏佛教中断了七十年。《布敦史》又说：有人说中断了一百零八年（似即指内巴班枳达所说）。
　　《青史》引内巴班枳达名称愿戒说：从841 年后百零八年没有佛教，至百零九年才又有佛教。但《青史》又说：841 年灭法后百零九年，是指卢梅等在西藏初建拉摩惹结寺的一年，不是指佛教最初复传到西藏的一年。并且引卢梅的弟子跋希的文章说，大善知识卢梅慧戒同松巴智慧，先想在陇穴金比陇建寺没有成功，后来在841 年才建拉摩惹结寺，证明卢梅等由康返藏在建拉摩惹结寺之前。又引种敦巴说，841 年灭法后七十八年佛法复兴，其后六十五年阿底峡尊者到藏，并且以此说为正确。阿底峡尊者到藏阿里是1042 年，逆推其前65年应是978年。《青史》以灭法之年为901 年，所以说相距七十八年（901年灭法之说不合理，已如“西藏前弘期佛教”中所说）。又《青史》记贾拉康的历史时说，拏曩金刚自在…… 976年生，三岁时（978）律教由西康传到西藏。……三十七岁（1012 年）建贾鲁雷寺。拏曩金刚建贾寺后，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 ）共四百六十五年，代代相承，记载详明，最为可信（《青史》第11 页下—13页），所以后弘期的开始，可定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距唐武宗会昌元年（841）朗达玛灭法，为一百三十七年］。卢梅等回藏建立僧团时，正值俄达墀巴在位。由朗达玛的儿子母坚到俄达墀巴，一共经历了七个王，时间仅仅一百三十七年，并不算长。因西藏灭法后，地方混乱，没有正确的历史记载可以依凭，所以对于这一段时期的长短，各种史书有不同的说法。但以灭法的841 年，复兴佛教的978年，是最合理的。
　　当朗达玛灭法时，有藏饶萨、钥格回、玛释迦牟尼三人，满载律藏典籍，经阿里绕新疆，逃往西康玛垄潜修。又有迦胜光称、绒敦狮子幢、拉垄吉祥金刚等，也各自携带所有经典，先后逃往西康（《藏王纪》）。当时西康地区也还有其他佛教徒，如喇勤所亲近的浓妙吉祥、宝金刚、吉胜顶、曩具喜菩提等（《青史》）。
　　藏饶萨在西康时，穆苏萨巴从他出家，以钥格回为阿阇黎，受沙弥戒，法名格瓦饶萨，后因智慧广大称公巴饶萨。后期佛教复兴，多半由于他的弘传之功，所以又称喇勤。喇勤年满将受比丘戒时，邀请西康垄塘吉祥金刚等三比丘凑足僧数。吉祥金刚自言曾杀藏王，不能入僧数，因此替他们在西宁附近邀汉僧两人参加。仍以藏饶萨为亲教师，于五众僧团受比丘戒。
　　据《伦主史》说：“就依靠这个僧团，又有仲智幢、鲁菩提幢等西康的一些人出家受戒，学习戒律和对法。”《藏王纪》说：“喇勤之后，西康有跋金刚自在、仲智幢觉热慧菩提等众多大德。”另据《青史》说：“喇勤西康的弟子，有粗胜慧等。”
　　喇勤在西康弘法，西藏渐渐知道了，藏王智幢先派卫藏七人：卢梅慧戒、枳智德、聪格慧狮子、罗敦金刚自在、松巴智慧、贾罗卓协饶、云本法胜，往西康受戒学法。后来又派遣塔乙胜圣、惹希戒生、跋尊慧自在、结雷仰诊法救、仲馨慧愿等五个人赴西康，先后都依止仲智幢，觉热慧菩提等受戒（《藏王纪》）。
　　又《布敦史》说：“卫藏十人，赴西康学法：卫地五人，卢梅戒慧、诊智德、惹希戒生、跋戒慧、松巴智慧，藏地五人，罗敦金刚自在、聪尊慧狮子、阿里巴痾解兄弟、和博东巴邬波得迦。那时藏饶萨年老不收徒众，使他们从喇勤求戒。卢梅留在西康从仲智幢学戒，其余的人先回。后来惹希戒生和跋戒慧的弟弟来迎他们的哥哥，在垄塘相遇，也出家受戒。”又《青史》说：“卢梅等为粗胜慧戒弟子，也亲近喇勤，并从仲智幢学律。”
　　卢梅等回西藏（《伦主史》说是971 年），起先不敢迳回拉萨，暂时到桑耶，卢梅住持迦曲，跋氏兄弟住持邬刹和邬则，惹希兄弟住持格结，诊住持桑康，罗敦等回到后藏。又经过一段时间，佛法渐渐传播出去。已经度了很多的僧人，民间信仰也建立起来了。为进一步弘传佛教，才商议各建寺庙，重立僧团。
　　卢梅和四大弟子建立的僧团有十八处，惹希戒生和他弟弟的传派有六处，跋戒慧和他的弟子有七处，诊智德有五处，罗敦金刚自在和他的弟子有十七处，聪尊慧狮子有九部十六处。卫藏十人中，前藏的松巴，后藏的痾解兄弟和博东巴，没有单独弘传，所以史书所载，只有六人传派的寺庙。
　　又有阿霞智坚往西康从喇勤弟子枳窝却喇受戒，这和他的弟子竭邬聂曩巴等，所传名叫“阿众”。又有枳童戒，往西康从喇勤弟子雅洗本敦受戒，回藏后住持寺庙，发展结地的八处名“枳众”。以上见于记载的，共有寺庙七十五处。
　　西藏佛教复兴时，前藏有卢梅等，后藏有罗敦等，弘传戒律，重建僧团。不久佛教遍布全藏，僧伽之众多，人才之涌现，都远非前弘期所能比拟。后来阿底峡尊者在阿里听见种敦巴谈到此事，急忙合掌赞叹认为“如此兴盛，必然是圣僧所建树，绝不是凡夫所能作到的。”
　　朗达玛灭法后不久就遇害，他的大妃的儿子名叫母坚据有前藏布茹，次妃的儿子名叫光护据有钥茹。光护的儿子吉祥轮有两个儿子。长子吉祥积继父位。次子日怙西据阿里；他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名叫得祖滚住漾绒。得祖滚有两个儿子：阔惹、松内（《布敦史》）。阔惹后传位松内，出家名智光，后迎请达摩波罗法护论师与慧护论师等到阿里传比丘戒，从学比丘律仪。
　　那时有漾绒巴胜慧，从法护受戒后，又往尼泊尔从枳达迦学律，并且在尼泊尔和迦湿弥罗等地，亲近各持律大师，对于律藏的解释，和守戒的行持，都通达精到。后来传给他的弟弟跋觉和菩提狮子等，广事弘扬。这是阿里地区复兴律学的大概。
　　智光到阿里弘扬佛法，觉得前弘期留下的教法多不完整，尤其一般咒师没有通达真空法性，妄行诛法等邪行，严重违反了佛的意旨。为挽救这种弊害和弘扬纯正的佛教，必须派人往外留学。因此选了阿里三区的青年二十一个人，先使他们学声明和佛教基本知识，以后厚给资斧，遣往印度，临行付托给他们的使命是：（1）迎请迦湿弥罗国宝金刚论师，东印达摩波罗论师，西方迦鲁国摩尼洲论师。（2）从中印般若缚黎论师学二部摄续（一、《集密》，二、《摄真实经》）和《摄真实经庆喜藏摄论》。从摩尼洲与达摩波罗学《断除业障续》及注释，并学《曼陀罗三百四十尊》（胜天造），集密曼陀罗仪轨（佛智足及龙猛菩萨造）。从宝金刚论师学时轮及四金刚座续释论。（3）比札玛尸罗寺有名论师一百零八位，大论师七十二位，无可比者三十七位，如顶珠一位，如瞻部庄严者八位，如三界眼目者二位；这些论师，上者当迎请，其次的当从学，最下的也应当访知他通达善巧什么法，从而求得他的传承，请他的经书（《伦主史》）。
　　二十一人中只有宝贤和善慧学成返藏，其余都病殁于印度。
　　宝贤译师（958 —1055），十三岁依智贤出家，曾往印度及迦湿弥罗留学三次，亲近拏热巴等七十五位大论师，学习一切显密教义。又迎请作信铠、作莲密、佛祥静、佛护莲花密等到藏，翻译显密经论，尤其注重翻译瑜伽部和集密续，广事弘扬。后来又迎请法护、慧护两位论师弘传戒法。后弘期密法之盛，多半由于宝贤译师的力量。宝贤八十五岁时，阿底峡尊者到藏，又得到尊者教授，闭关专修。他弟子很多，以玛善慧译师为上首。
　　藏王光护长子吉祥积据有拉朵，和他的三个儿子都信仰佛法，致函后藏罗敦金刚自在，请派弟子来拉朵建立佛教。罗敦派弟子释迦童和智精进两人前往（《青史》、《伦主史》说是十人）。两师在拉朵二百多僧众中，选拔有智慧的青年卓弥释迦智（994 —1078）和达罗童精进两人（《伦主史》说有陵云努共三人），给以大量金钱，遣赴印度学法，嘱以善学戒律、般若（指《现观庄严论》教授）与密咒。两人初到尼泊尔从静贤论师（寂静论师弟子）学声明，以后往比扎玛尸罗寺，从六大论师（东门寂静、南门语自在称、西门般若生慧、北门拏热巴、中央宝金刚和智吉祥）学法。达罗多朝礼圣迹，学法很少。卓弥亲近寂静论师八年，也兼从其他论师学法，成为大论师。后来又到东印度，从慧王明论师广受灌顶和解经修行的教授，并且得到道果教授。回藏后翻译二观察等三续（母部欢喜金刚法），和寂静论师的二万般若释，还译了很多其他密法。五十一岁时（1044 年），迦耶达罗论师来藏，又从学五年，完全得到他的教授。卓弥在印度和尼泊尔共留学十三年，回藏后，六十三岁以前讲说修学摄益徒众，以后闭关专修，八十五岁去世。弟子很多，玛巴译师、廓译师都曾从他求学。继承卓弥道果承传的为昆宝王，从此发展成萨迦派。
　　玛巴译师（1012 —1097）名法慧，十五岁从卓弥学声明，以后往尼泊尔住三年学四座等法。后来到印度三次，亲近拏热巴、弥勒巴、静贤、庞廷巴等诸大论师，广学集密、胜乐、欢喜金刚、摩诃摩耶、四座等教授。弟子很多，弥拉惹巴继承弘传，成迦举派。
　　廓枯巴拉则译师，最初也亲近卓弥，以后三往印度，亲近七十二位得成就的大论师，特别长期依止静贤译师，学集密龙猛派教授，并且翻译《胜乐金刚空行续》、《四座续》、《摩诃摩耶续》、《欢喜金刚续》等.主要所弘的教授，就是龙猛派的集密。
　　这四大译师之中，宝贤译师讲《二万般若释》、《八千颂般若》和狮子贤《八千颂大疏》等。西藏般若的盛行，全仗着他的提倡。在密法方面，宝贤总弘四部密法，特别弘传瑜伽部诸经的广释、仪轨、修法等。卓弥释迦智，主要弘传欢喜金刚等瑜伽母续；玛巴译师主要传拏热巴、弥勒巴所传集密等瑜伽续，佛顶等瑜伽母续；廓大译师主要传龙猛派集密教授。经此四大译师弘传，西藏后弘期的密法，讲说修行，都已很完备了（《青史》）。
　　此外，还有与宝贤同伴的俄善慧，弘传戒学的漾绒巴胜慧，请阿底峡尊者的精进狮子、拏措戒胜，宝贤的弟子扎觉协饶、噶法贤、释迦光、玛善慧，都是当时著名的译师。
　　后来有俄善慧的侄子俄大译师罗敦协饶（1059 —1109），幼年从伯父求学，十七岁往迦湿弥罗求学。经十七年，从利他贤、善根王学因明，从萨�四恰⒗�弥其梅等学慈氏五论等显密诸法。回藏后翻译因明庄严疏等，广弘因明、般若、入行论等，并曾协助绷茶松巴等诸大论师翻经。弟子二万三千多人，以卓垄巴慧生和枳慧然为上首。
　　跋曹日称译师，往迦湿弥罗留学二十三年,并迎请迦那迦嚩玛论师到藏，翻译中观宗月称派诸论，广事弘扬，应成派学说因此大盛。
　　吉觉月光译师，翻译时轮、佛顶、金刚甘露、胜乐等法。
　　还有桑迦圣慧、宁盛称、克邬格巴轮称、绷钥明称、�嗣址鸪啤�跋日宝称、罗甲慧积、梅觉慧称、卓慧称等，所译经论现存于大藏中，数量甚多。
　　以上是往外留学诸师返藏弘化的情形。
　　西藏佛法复兴时，各大译师各个弘扬于一方，弟子传承修行方式，因此也各有不同。从公元1042 年阿底峡尊者到阿里以后，百余年中，成立了多数的教派。
　　迦当派　这一派起自阿底峡尊者。“迦”是佛语，“当”是教授，这派说一切佛语（经论）都是修行的教授，所以名为“迦当派”。自从朗达玛灭法以后，西藏一般学佛的人，多重密轻显，重师教轻经论，也有人重戒律毁谤密法，致使显密形同水火。最大的弊病，是修行没有次第，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基本修证，就妄趋高深密法，没有通达法空真理，只依密法文义，作诛戮仇敌等事。不但违背佛意，也造成罪因。阿里王智光与菩提光（松内之孙），为挽救此等流弊，不惜身命资财，至诚迎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弘法。尊者到阿里后，为菩提光等广传甚深法轮。为整治当时西藏佛教混乱现象，特造《菩提道炬论》，说明修行次第和显密教义全不相违的道理。后由种敦巴迎请，到卫藏各处弘传佛法。针对当时邪行密法轻视因果的流弊，特重视因果，宣说皈依，所以有业果喇嘛、皈依喇嘛的称号。
　　阿底峡尊者的一切显密教授，都传给了种敦巴。圆寂后，门人都依止种敦巴修学。公元1056 年建惹真寺，为迦当派的根本道场。种敦巴弟子有朴穹瓦、博朵瓦、仅哦瓦、康垄巴等，继承阿底峡尊者的教授，成为迦当派。其后广事弘扬，传承很久，到宗喀巴大师建立嘎登派后，就形成新迦当派，与黄教为一家。
　　迦举派　“迦”指师长的言教，“举”为传承，“迦举”义指所修一切法门，都由师长亲语教授传来。这一派起自玛巴译师。玛巴译师晚年，赴东印亲近弥勒巴，依大印教授，亲证无生法性，又得萨惹哈加持，证得“万有一味”的境界。摄益门徒很多，上首弟子有四个人：1、梅村伯福幢，2、俄法金刚，3、粗自在，4、弥拉惹巴。前三人传讲释经论的教授，弥拉专重修行的教授，四人中以弥拉为嫡传。
　　弥拉惹巴（1040 —1123），幼年孤苦，备受伯父姑母欺侮，因为学旧派诛法，杀死伯父亲友三十五，人打算学法忏罪，于是到罗札亲近玛巴译师。译师用多种苦役折磨他，而他不生恼怒，才传给圆满的教授。弥拉返回阿里，先在帕比日静修六月，成猛利火，能抗饥寒。以后登吉绒山顶静修九年，对于“风”得到自在，证大印法性。于是渐次说法教化，八十四岁去世。继承教法的是岗薄瓦福宝，发展遍于全藏，称迦举派。
　　岗薄瓦福宝，将迦当派修菩提心教授与“迦举派”大印教授结合，名为俱生大印，传授门徒，成为达薄迦举系。
　　达薄的弟子迦玛巴都松钦巴（1110—1193），建迦玛寺（1159）和粗朴寺，弘传教法，成迦玛迦举系。达薄又一弟子帕摩主巴金刚王（1110—1170），建帕主寺（1158），成帕主迦举系。
　　帕主弟子凌惹（1128—1188）传藏巴贾惹（1161—1211），广弘大印教授于康藏各地，为主巴迦举系。
　　帕主又一弟子止贡宝祥（1143—1217），三十七岁（1179）住止贡寺广弘迦举教授，成止贡迦举系。
　　帕主又一弟子达陇吉祥德（1142—1210），三十九岁（1180）到达陇建寺弘法，成达陇迦举系。
　　此外，还有刹巴、跋绒、雅桑、缀朴等诸系，不能列举。总之迦举派中，系统最多，传播也最广，握地方政权的也很多。起初和萨迦派抗衡争权的有止贡系，其后由帕主系大悉都，尽夺萨迦政权，治理八十七年，称为盛世。到明宣德十年（1435），后藏仁绷巴善财在桑主则独立，前后藏政权分裂一百五十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迦玛璀敦多杰又推翻仁绷巴而独立。这些都属于迦举派。到崇祯十三年（1640），固始汗进藏，尽取前后藏政权，迦举派才失掉政治势力。其各系教派的传承，到现在未曾断绝。
　　萨迦派“萨迦”是地名，因在此地建寺弘法。所以称为“萨迦派”。这一派的创始人是卓弥译师，特别崇尚的教授是道果教授。卓弥摄受弟子虽多，得圆满教授的不过几个人。昆宝王得其讲释经论的教授，继承其道果承传。
　　昆宝王（1034—1101）四十岁时建萨迦寺，弘法三十年，六十九岁去世。他的儿子萨勤庆喜藏（1092—1158），先从他的父亲得卓弥所传讲释经论的教授，后来从法然等学得卓弥所传的道果教授，成为卓弥教授的集大成者。萨勤住持萨迦寺四十八年，是萨迦五祖之首。称为“萨勤”，即萨迦五大喇嘛之意。其后法派相承，成萨迦派。
　　萨勤以后一百五十多年，世代相承，弘扬道果教授等显密教法。到帕思巴（1235—1280）十九岁时，元忽必烈从受欢喜金刚灌顶，进帝师号，以西藏十三万户为谢礼，西藏的教政全权，都为萨迦所有。管理政事的大臣，以后有童自在、菩提金刚、阿伽伦三个人，在这三人的时代，常与迦举派中的止贡寺众斗争。阿伽伦时并且曾邀元兵进藏，焚毁止贡全寺。此后内乱渐多，至正元年（1349）前藏诸区都被迦举派帕摩主巴系的大悉都菩提幢所占。又六年（1354），后藏地区，也都隶属悉都。萨迦的政权虽然失去，但其教法传承，到现在不见衰落。传授显密教法的大德，也遍布全藏。
　　觉曩巴“觉曩”是地名，因悲精进在其地建寺弘扬他空见，所以称为觉曩派。这派的创始人名叫不动金刚，起初是在家瑜伽师，出家后名叫信王，从迦湿弥罗国卓敦曩拉则学时轮和集密的经论教授。由修时轮金刚法，见色空的天身从内显现，又依《如来藏经》等说“一切众生皆本具相好庄严的佛身名如来藏”等，于是生起“他空见”。信王将这种见和时轮教授等传给他的儿子法自在，法自在传虚空光，虚空光传虚空幢，幢传慧光，都对于时轮教法十分珍秘。慧光以下，弘传渐广。慧光传法身光，法身光传悲精进。悲精进建觉曩寺，传胜者智，胜者智传功德海，功德海传慧幢，慧幢著《了义海论》等，广弘他空见，于是形成觉曩派。
　　悲精进是帕思巴的弟子，所以觉曩寺也是萨迦的属寺，住持大德也都是由萨迦学成后转入觉曩派的。
　　明朝末年，有一位名叫达惹那他的出家人，以当时执政权的迦玛敦迥旺薄为施主，建达敦彭磋陵寺，弘宣他空见，盛极一时，很敌视黄教。不久，迦玛失位，该寺黄力也逐渐衰微。五世达赖时，将该寺改为黄教属寺，易名嘎登彭磋陵。其他如却陇降则等觉曩派寺院，也都改属黄教。现在西康藏塘地区，还有慧幢弟子宝祥所建的寺院，讲觉曩派的他空见。卫藏地区，早已没有弘传觉曩派他空见的寺院了。
　　其他教派　（1）希结派，“希结”是能息灭的意思，就是说依据这个教授，能息灭业力或非人损恼所致的身心众苦，所以名叫“希结”。其教授内容，就是依般若空义对治我执烦恼，加上密法的观想，和修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力，来息灭惑业苦等。这个教授由印度帕荡巴桑结传来，初期传喀伽若那姑赫拉，由翁薄译师翻成藏文的有“息灭灯”和“大威德”等教授。中期传玛法慧、梭穹僧然、岗智幢等。其教授通括显密法门，数量很大。后期传荡巴卡勤、卡弯、班�俗看铩⒌窗凸龈碌龋�其内容为“大印无垢点行持”。从此三期所传的般若波罗蜜多教授，名希结派。
　　（2）觉宇派，“觉”是“能断”义，就是说修这派教授，以慈悲菩提心能断自利心，以般若空见能断我执。此二种和合，能断四魔。又作“决”，是行义，指修菩萨方便般若行。
　　这一派也从帕荡巴桑结传来。帕荡巴中期传法时，在后藏传与觉敦梭曩喇嘛和雅陇玛惹赛薄两人。玛惹传宁巴赛绒，宁传则敦、松敦，从此传下的名男系。由觉敦传劳准，以下多女众，名女系。这种修“觉”的教授，遍于全藏各宗派，到现在没有断绝。
　　（3）廓札派，“廓札”是地名。这一派的创始人福幢（1182—1261），起初从释迦室利学修菩提心法，又从金刚祥学旧派密法，后来在贡摩山静修，证得大印甚深义，又从宝铠论师受胜乐灌顶。在底斯山专修五年，现证如理如量智，如实见金刚身真理。后在仰垛建廓札寺，因此又称廓札巴。他遍学新旧各派所传一切法门，所以当时前后藏的大德，没有一个人不从他参学。他的学说不一定属于那一派。
　　（4）响巴迦举派，“响”是地名。这一派的创始人是琼波瑜伽师，曾七度赴印度学法，亲近大善知识一百五十人，以大金刚座、弥勒巴、鞠多瑜伽、罗睺罗鞠多、尼古空行母、乐成就空行母等六人为主。归藏后在响地建一百零八寺，弘法三十年，摄受弟子八万余人，寿一百五十岁。他的教授都从印度学来，因此别成一派。
　　（5）霞炉派，又名布敦派。创始人布敦宝成（1290—1364），原是中兴律学的嫡派,后来又遍学迦当、迦举、萨迦所传的因明、对法、中观和各部密法，成为一代教主。三十一岁时住持霞炉寺，兴建七十余种大曼陀罗仪轨，广弘四部密法教授，并且校订西藏所翻译的大藏经，编有《大藏目录》，著述三十多函流传于世。晚年建霞炉山谷茅蓬，住着一百六十位修行者，霞炉寺常住僧三千八百人，讲说修行极一时之盛。弟子有法祥、童福、宝胜等，从此流传的教授，名霞炉派。
　　这些派别中，希结、觉宇，时代稍久，两者的教授和修法，已经融入其他各派中，没有独立的系统可寻。廓札和布敦两派教授，都普遍摄入萨迦、迦举、格登等派中，尤其是宗喀巴大师，尽承两派遗轨。这两派现在也没有单独流传。
　　（6）宁玛派，这一派就是前弘期中莲花生、无垢友、遍照护等所传的密法教授。在前弘期和灭法的期间，由娘智童、梭薄吉祥智、努佛智、功德海等继续传承，未曾断绝。到后弘期由功德海传仰慧胜，仰慧胜传仰智生，仰智生传素薄伽释迦生，再传素穹慧称。素穹的儿子卓朴巴释迦狮子广弘宁玛派各种教授于全藏。元朝末年有陇勤饶绛巴广学显密一切教法，后来传宁玛派宁提教授，并且造“胜乘藏”等七大藏论，广弘宁玛派。明末清初，有吉祥力胜在前藏建金刚崖寺，又有得达陵巴不变金刚建邬仅民卓陵寺，五世达赖也在尊胜利乐善说洲寺兴建宁玛派修法。是为宁玛派极盛时代。这些寺院后来虽然经准噶尔王一度摧毁，但不久就修复起来，世世代代有大德住持，至今未衰。西康的迦陀寺、佐勤寺等处，也世世代代有大德住持弘传，因此宁玛派教授也遍弘于全藏。
　　西藏因萨迦、迦举两派互争权势，真学实行的人日渐减少，到元末明初，显密教法都很衰微。除少数大德以外，几乎不知戒律为何事。虽然还有研究教理的人，仅仅能启发知识，而没有实义可修。尤其对于因明，误认为一种辩论方式，全不了解其中有证解脱与成佛的道果。对于密法，只知道乱受灌顶，偏修一部分教授，至于如何亲近师长，如何守护律仪和三昧耶等，全不讲求。此时具有卓绝见解整理弘扬佛教的，就是宗喀巴大师（1357—1419）。
　　宗喀巴，元至正十七年（1357）生于青海宗喀地区（即现在塔尔寺），十六岁进藏，先在极乐寺依吉祥狮子学《现观庄严论》。后来到后藏从宝胜大师、末底班禅等受学深法。后来到觉摩曩寺，从尊胜大师学六加行法（时轮法）。以后回那塘，从庆喜祥大师复习《现观庄严论》，从惹达瓦童慧大师学习《中观》、《现观庄严》等。后来回前藏，在觉摩陇寺从慧明律师学戒律，从措勤寺住持戒宝律师受比丘戒，从布敦大师高足法胜（或译法祥）大师受学《时轮金刚大疏》，从童福大师学布敦所传一切密法。后来遇到喇嘛中观师请问中观正见，闭关专修，获得中观甚深空见。又从住持迦当派教授的法依贤和虚空幢两位大师，受学阿底峡尊者传来的菩提道次第教授。
　　自修见行圆满之后，就作化他事。为整治当时戒行废弛的流弊，首先提倡戒律，自己和徒众著割截衣，擎钵持杖，少欲知足，清净自活。又鉴于大乘愿行根本，在于发菩提心和持菩萨戒，因此广弘修菩提心教授，并著《菩萨戒品释》，率领徒众切实履行菩萨学处。又因修行密法必须如法依止善知识，严守三昧耶戒，方有成就，因此广释《事师五十颂论》和《密宗戒》，为学密法的徒众，讲授修学。又为抉择始从凡夫直至圣果的修行次第，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五十三岁时（1409），在拉萨大招寺兴建广大供养法会，此后每年举行，流传至今。又在这年建立嘎登寺。大师六十三岁在嘎登寺示寂，大弟子嘉曹盛宝继位十三年，以后由克主杰善祥继位八年，流传到现在，每代都有大德继承法席。
　　大师的上首弟子妙音法王依照大师的嘱咐，在1415年建立哲蚌寺，第二年落成；大慈法王在1418年建立色拉寺，也在第二年落成；和嘎登寺通称为拉萨三大寺，是大师在世时所建黄教根本道场。后来根敦主巴，在1447年建立后藏札什伦布寺，广弘大师教法。又有阿里的慧贤，于芒宇建达摩寺，他的侄子又建立敕色寺，大师的教法因之弘布于西藏极西。又昌都的慧贤，在昌都建慈氏洲寺，更有许多大德，分别在西康南北各处建寺弘法，不胜枚举。
　　安东（即甘青等处）方面，起初有义成宝大师在妙翅鸟崖建寺，后来在宗大师降生处建立塔尔寺。第四世达赖时，又派人建滚陇寺，讲弘教法。妙音笑金刚在甘肃夏河地方建拉卜楞寺，广弘显密教法。乃至蒙古地区，都有大师广布教法。
　　这一派因为宗喀巴大师常住嘎登寺弘法，所以称为嘎登派，又名格鲁派。又因宗大师弘扬戒律，著黄色衣帽，于是称为黄帽派，或简称黄教。
　　朗达玛灭法时，有一部分佛典被焚，后来不可复得；有一部分由藏饶萨等携到西康；又有一部分由当时在家信徒保存，没被毁坏。后弘期即在这些余存佛典的基础上，又经诸大译师尽量翻译补充，而成为现在的圆满大藏。其中显教经典，几乎都是前弘期所译。如：初法轮摄的小乘经目中，除宝贤等所译的几种以外，在前弘期都已译出。第二法轮的《般若》、《宝积》等，也完全是前弘期所译。大乘经集中，除宝贤译的《小涅槃经》、《问无我经》，善慧译的《观音问七法经》、《菩萨别解脱四法经》，日幢译的数种小品经外，其余都是前弘期译出。后弘期新译的很少。
　　论藏中，瑜伽方面无大变化，唯独慈氏五论之学，尤其《现观庄严论》，经俄大译师极力弘扬，到现在还盛行。龙猛学方面，前弘期有《中观论》、《无畏疏》、《佛护释》、清辨《般若灯》和大疏、《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回诤论》及注、月称《六十正理论释》、静命《中观庄严论》、莲花戒《中观明论》、智藏《二谛论》等。其余中观诸论和月称的大部著作，都是后弘期中所译。因明学在前弘期有法称的《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和这几部论的注释。象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决定量论》和所属的注释，都是后弘期所翻译宏传。大小乘对法和律学方面，多承前弘期所传，发展很少。至于密宗经论，后期所弘，远非前期所可比拟。尤其是无上瑜伽部密法，前弘期禁止翻译的，后弘期尽量译传，几乎占大藏经份量的一半。
　　本期的戒学，在宗喀巴大师出世以前，曾经一度废弛，经宗喀巴大师的倡导，才纠正了当时的流弊。关于定学方面，由各派密典的译传，修证的法门也是丰富多采的，尤期在慧学方面，各宗见解很多分歧。因所研教理浅深和各人根智的利钝有关，因此属于显教的正见，有大小、性相之分。前弘期所弘传的正见是中观宗顺瑜伽行的见解，也兼有清辨论师顺经部行的中观见。后弘期中，百家争鸣，见解有多样。如宝贤初弘般若学，所传当属中观见。卓弥所亲近的寂静论师是唯识见，卓弥或者也是唯识见。玛巴亲近的拏热巴和弥勒巴，都是应成派中观见，所以玛巴师徒就是月称派的中观见。阿底峡所传的也是月称派见。俄大译师所弘是清辨派中观见。到跋曹译师大量翻译月称论师的著述，广事弘讲，应成派中观见因之大盛。后来黄教复兴佛法，也是应成派中观见。萨迦派中见解最纷歧，如萨迦派四祖庆喜藏是自续派中观见，惹达瓦是应成派中观见。后来的释迦胜等，有的是中观见，有的是唯识见，也有的是他空见的。
　　在密宗方面，迦举派的大印，是以应成派中观见为基础而修密宗的各种法门。萨迦派道果教授，有“空明无别”和“生死涅槃无别”之见。觉曩派是依他空见，修时轮金刚的六支加行。其余各派所传父续母续诸密法，就依各派的见解而修生起、圆满二次第等，以期证得佛果。（法　尊）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