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别1050年后，首部雕版佛教经典总集《开宝藏》“回归”成都

2021年12月31日更新皈依佛网
  中国首部佛经总集《开宝藏》刻印于成都

  《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官印佛教经典总集，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在成都刻板开印。而2021年，是《开宝藏》在成都开印的1050年。

  将时针拨回一千多年前，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971），令内侍官高品张从信前来成都主持刻经大业，历时12年，于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八年（983），刻成13万张板片，全藏收书1076部（一说1085部），为卷5048卷，分装480帙。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亦称为《开宝藏》。

  据悉，《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刻本的佛教大藏经，也是中国第一部木版雕刻的大藏经，其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它更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刊刻于成都，则具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因缘。成都以及蜀地富庶的物质基础，浓厚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印刷事业和悠久的藏书传统，是促成这一壮举付诸实施的重要因素。

  只是到了20世纪，这部大藏几乎散佚殆尽，在全世界范围内，单卷较为完整者仅剩12件。2018年，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对《开宝藏》现存于世的残卷全力搜索，复雕木刻成版，共237块雕版506面。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为开宝藏的文化地标的特殊渊源，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将复雕经版悉数捐赠给海内外知名的成都文殊院，同时还将该印制经书捐赠给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文化学术单位。

  2021年12月28日下午，复雕《开宝藏》捐赠仪式暨学术座谈会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议程有复雕《开宝藏》捐赠仪式，及大藏经与文明传承——纪念开宝藏开雕1050周年学术座谈会。

  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由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四川省历史学会、成都文殊院（立心书院）承办。

  弘化社捐赠经版《开宝藏》回归故里

  在复雕《开宝藏》捐赠仪式上，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川、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蒋炎洲等分别致辞。他们回顾了中国第一部佛教木刻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刊刻的悠久历史，并欢迎它以“重生”的形式，回到它的诞生地——唐宋雕版印刷发源地和中心成都。

  仪式上，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向成都文殊院捐赠了精美的复雕《开宝藏》经版；向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历史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捐赠《开宝藏》经书；还向内江圣水寺、新都宝光寺、龙泉石经寺、成都昭觉寺、成都大慈寺、峨眉山佛学院等寺院捐赠《开宝藏》经书。

  文殊院将建空林博物馆展陈院藏珍品

  成都文殊院（立心书院）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单位之一，对《开宝藏》的“回归”十分重视，今后或将在由文殊院打造的空林博物馆内展出这批精美的《开宝藏》复刻雕版。空林博物馆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中，是集保护、展示、研究和交流为一体并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现代化、公益性博物馆。建成后，将展示文殊院珍藏的佛教文物精品和历代名人字画。届时，游客将有幸目睹《开宝藏》复刻雕版、张大千书画、康熙亲笔书画、发绣观音像等珍贵文物。

  川内专家、大德探讨“大藏经与文明传承”

  捐赠仪式结束后，川内十余位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围绕《开宝藏》的“回归”，在“大藏经与文明传承——纪念开宝藏开雕105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交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主持座谈会。

  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成都文殊院方丈宗性大和尚通过现场视频连线的方式，全程在线参加了本次活动，并向《开宝藏》“回归”成都表示祝贺。大和尚对“大藏经与文明传承”十分重视，他认为，第一，《开宝藏》的开雕是佛教中国化文献传承的最高成果；第二，宋代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卓绝的地位，《开宝藏》是其中重要的文化符号；第三，《开宝藏》表达了巴蜀人对巴蜀本土文化的自信，同时彰显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堪称“文化活化石”。

  谭继和在发言中梳理了“开宝藏”的千年历史文脉。他谈到，“开宝四年”是中华文化历史记忆中一个标志性的编号。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重雕复刻的“复宋本”《开宝藏》具有薪火相传的重大意义，因为它不仅是慈善之举,更是守护本土文化的爱国精神。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立德树人奖荣获者祁和晖，从正史中搜集了唐宋时期佛教大藏经东传日本、高丽等国的史料，认为现有的佛教大藏经都是以《开宝藏》为发端、由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完善而成的。

  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教授、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认为，《开宝藏》刊刻于成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因缘。除了自东汉以来成都佛教素来鼎盛之外，成都以及蜀地富庶的物质基础、浓厚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印刷事业，以及悠久的藏书传统，也是促成这一壮举付诸实施的重要因素。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彭邦本在发言中首先指出，《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作为首部雕版印行的汉文佛教经典总集，诞生于当时天下雕版印刷业中心的蜀地成都，可谓实至名归。同时也表示从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和三星堆—金沙文化以来，蜀地文化、文明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历史传统。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段玉明发言内容包括“从《经录》到《藏经》”，以及“从石刻佛经到雕版佛经”。他指出，《开宝藏》是宋代以后僧人由《经录》转向大藏经汇编的最早成果，《开宝藏》的雕版终结了石刻佛经时代。同时《开宝藏》的印行也开启了大众阅经时代的到来，佛教弘化也发生了整体性的转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向世山从佛教史、成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三个角度阐明了《开宝藏》雕印的重要文化历史意义。他认为复雕《开宝藏》在复兴中华文明、天府文化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成都大学教授、天府文化研究院院长谭平从宋太祖与宋太宗对当时成都的认识，以及当时佛教界对成都的评价，引申至中原人、江南人及江东人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他认为文化力量是所有力量中的关键力量，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是相互成就的结果，《开宝藏》便是其中之一。

  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嘉陵则从佛经文献史和文化史两个角度，阐释了《开宝藏》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博物馆馆长雷玉华从考古的专业角度出发，透过川内诸多石刻佛经留存，指出《开宝藏》为诸多唐代石刻佛经刻写的原本，也是历代大藏经刊刻的源头。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尹邦志则侧重从信众信仰的角度阐述《开宝藏》的意义。他认为，木刻本是手写本的延续，同时木刻本也是手写本的突变；手写本是作为信众对信仰“功德”的追求，这是手写本的“生命”所在，而刻本的传播和影响则主要是体现在文化意义上，两者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有别。

  谭继和高度肯定此次座谈会的学术水平及其现实意义。他指出《开宝藏》对中华文化、巴蜀文明、佛教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持续深入地推进《开宝藏》研究任重而道远。文章来源：成都文殊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