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倡导人间佛教，革命抗战救国

2021年5月7日更新皈依佛网
  太虚法师，俗名吕沛林，法名唯心，法字太虚，别号昧庵。光绪十五年（公元1890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今海宁市），籍贯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世寿五十九。太虚法师是近代伟大的佛教改革家、教育家、思想家，门下弟子有印顺法师、大勇法师、慈航法师、法尊法师等诸位大德。太虚法师学理深厚、著作等身，既为唯识学大家，同时又对佛教各宗融摄贯通，矢志于“八宗齐弘”。太虚法师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一生致力于佛教复兴与民族福祉。太虚法师参与了中华佛教会的创建，并且创办了近代影响力最大的佛教期刊《海潮音》，创立了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佛学院校，曾任厦门闽南佛学院等佛教院校的院长。太虚法师不拘一格、放眼全球，与欧美多国进行合作，发起了首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世界佛学苑”。太虚法师的一生都将自己的事业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人民，不断践行自己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理念，以僧人的方式利益社会与国家。

  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

  1908年，辛亥革命的前夜，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之中。那时的太虚法师，还是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僧人，因受好友华山的影响，阅读了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进步著作，并接触到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之学说。1910年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又遇见了师兄革命僧人栖云。栖云在日本就加入了孙中山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意图革命。后来跟随栖云南下广州，结交了诸多革命党人，常参与各种秘密集会。

  太虚法师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党人对太虚法师的影响之大。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爆发，革命党人殉难者皆葬于黄花岗。太虚法师十分悲切，作七言诗《吊黄花岗》，其中有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同年4月，太虚法师因广州革命失败，急退白云山双溪寺。当时，清军彻查革命党人甚急，栖云被捕，并对太虚法师进行搜捕。在当时社会贤达帮助下，太虚法师从容离开广州。

  青年的太虚法师，很早就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这使太虚法师拥有了超越当时世人的眼界，看到了解决当时家国危机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复兴佛教的希望。从此，太虚法师将这种革命精神投入到现实活动当中，以勇猛无畏的气魄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

  对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掩护

  1925年，在东南沿海的美丽城市厦门的南普陀寺，创办了一所后来蜚声中外的佛学院——闽南佛学院。1927年至1932年冬，太虚法师担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

  南普陀寺毗邻于厦门的一所著名高校——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1921年创办的。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开始转为地下。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厦门鼓浪屿设立了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以鼓浪屿、厦大为中心开展工作。全省第一个党支部，就建立在厦大。

  1929年秋天，一位儒雅的学者来到厦门大学，成为了厦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就是肖炳实，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他在厦大以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的直接联系人就是建国后，曾担任国家副总理的陶铸。

  每当省委召开会议时，肖炳实一家就忙开了。他的妻子负责购买食物，准备与会人员的用餐；而他当时年仅10岁的儿子肖纯，就在小洋楼外边玩耍边望风，发现有陌生人来，就马上回家报告；肖炳实也在楼外放哨，确保会议安全。

  不久，国民党当局发现了中共中央资金流向的蛛丝马迹，发现肖炳实是掌握中共福建省委巨额经费的“在逃要犯”。蒋介石亲自下令围捕肖炳实，军警立刻前往厦大进行搜捕。但当国民党军警闯进小洋楼时，里面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国民党军警刚到厦大时，陶铸已经带着肖炳实从后山躲进了南普陀寺。平时“肖教授”就时常来寺里与太虚法师谈论文化和历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只是这次的见面才袒露了真实的身份。太虚法师本就具有革命者的情怀，并且早年也已接受过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全力掩护撤离。在太虚法师的保护下，他们剃去须发，穿上了僧衣，从南普陀不起眼的后山小门潜出寺庙。

  肖炳实和陶铸本来就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身具驾驶、游泳、化装等特殊技能，又经太虚法师的“指导”，很快就掌握了僧人的外表特征。二人离开寺院以后，抄小路翻过蜂巢山、出鸿门，走在路上与真的僧人一般无二。一路捻珠而行、闲庭信步向市区走去，国民党的鹰犬们早被甩在了身后。

  摆脱危险后，二人在鹭江道坐船来到漳州南山寺。后来肖炳实投入到更加艰险的情报工作中，组建了“西北情报网”，为我党的各战线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斗争

  日本的侵华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此时，太虚法师结束了欧美日各个国家的访问，并且与各国合作成立了“世界佛学苑”，在国际上具备了很高声望。当日本占据东北，组织成立“伪满洲国”时，太虚法师凭借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开始向日本大声疾呼“息战归和”，重回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中日和盟”的邦交政策。

  此时，日本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侵华活动也开始了。1935年，墨禅等僧人筹设中日佛教学会，时日本僧人好村春宣在墨禅的陪同下，请求太虚法师担任会长，遭到了太虚法师的明确拒绝。后来，太虚法师借孙传芳被刺于北平佛教居士林一事，发表性空而业报不爽的佛家要义，告诫日本当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避免生灵涂炭的战祸之乱。

  然而太虚法师愿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努力收效甚微，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从此开始，太虚法师的弘法事业完全和抗战救国结合在了一起。身为佛教徒的他，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在国家存亡之时，毅然担负起以佛法救国救世的重任。

  首先，在太虚法师及其弟子的号召下，组建了佛教青年护国团，发动出家在家的青年，投身于有利于抗战的一切工作。

  其次，在僧侣团体中成立各种抗战救护队，积极投身抗战。太虚法师向当局请求僧尼一律改为救护队训练，既符合佛教慈护精神，又能够支援战场人员。此后，全国佛教正信会成立抗战救护队，汉藏教理院学僧组织了防护训练队。

  第三是以“降魔救世”的口号，与日伪佛教活动展开斗争。当时的日伪政权在沦陷区相继建立所谓的“东亚佛教会”、“日华佛教协会”等组织，从事“佛教无国界”、“中国政府破坏佛教”等反动宣传。于是太虚法师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于重庆罗汉寺，以联合散居各地的原中国佛教会成员，并宣布暂时与南京、上海的中国佛教会断绝关系，有力地维护了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的团结。

  太虚法师以清末民初一介僧人的身份，却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以革命者的精神复兴与改革中国佛教，以宗教师的身份在民族危亡之际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并且将佛教作为外交的途径，团结国际力量支援中国抗战。太虚法师所强调佛教精神，是为众生谋福利、普度众生的，与那种退隐山林、自求安乐的隐士思想是截然有别的。中国的大乘佛教，本来就强调发起利益众生的“菩提心”，要报答“父母恩”、“师长恩”、“众生恩”和“国土恩”这四重恩，是“出世”与“入世”的融合。太虚法师的一生，无疑是大乘佛教精神的真实写照。来源：南普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