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真言之一中国唐密传承的前世今生、盛世真言之二民国时期唐密的走红及走衰

2018年5月15日更新皈依佛网
  盛世真言之一中国唐密传承的前世今生

  你从凡夫到成佛，就完成了庄严的灌顶；

  你能量充满喜悦绽放，就成就了自己的本尊；

  你举手下足的修行之处，就是神圣的坛城。

  -----题记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唐代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结尾处的这首咒语，这神圣的“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这“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的咒语，千百年来，一直回响在大雄宝殿上，回响在众生的心里，回响在历史与现实的苍穹中。这庄严神圣神奇神秘的咒语，就属于真言宗的修行法门。

  在唐朝兴盛的真言宗也叫唐密。唐密是唐朝时在汉地传承的密教。在唐代，印度密教传到了汉地，称为唐密。密教的传承法脉是始祖法身佛大日如来，二祖金刚萨埵，三祖龙树菩萨，四祖龙智，五祖善无畏和金刚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唐代开元年间先后来华弘扬密教，史称“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传法给不空，是为第六祖。不空传法给青龙寺惠果，是为第七祖。惠果将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集于一身，“两部一具，金胎合曼”，是唐密的最大特色。

  东密是在日本传承的密教，它的源头来自于唐密。惠果阿阇梨在会昌法难前，已经预见到佛教将有劫难降临，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而传人还没有找到，不由得忧心如焚。有一天，青龙寺里突然来了位日本僧人，惠果一见，认定他就是自己一直在翘首以盼的法子，十分高兴地说：“我等了你很久了，你来长安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找我？”僧人恭敬地回答说：“半年前，我已经到了您的门前，可是您的门槛太高了，只看到师尊您高高在上，我只是一个小沙弥，不敢进来见您。” 惠果连连摇头说：“你是未来密法的大成就者！我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是在靠修法来延长寿命。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金胎二部大法传授给你。你修成大法后，我替你灌顶，之后你要马上离开长安。”僧人惊诧地问：“师父您为什么这样着急？”惠果说：“大难将至，密法将会在中国失传。你得到大法后，速速返回日本。如果你不带走密法，密法就会在这世上彻底断绝了！”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惠果悉数将两部大法传授完毕，嘱付他说：“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你有义务、有责任供奉这两部大法，并且在后世因缘成熟时，一定会有有缘人将它回传到华夏。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这一年，是公元805年。这位僧人的法名叫空海(774-835)。空海得到了惠果的传授，成为唐密第八祖。唐密就这样随着空海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开枝散叶。又因为这一宗派在日本以东寺作为根本道场，因此称为东密。

  密法在修学中最大的特色就是用音声、语音来修行，所以这个重视用真言、咒语来修行传达的是大日如来的真实言教的宗派也叫“真言宗”。在汉传佛教早晚课诵的法本中，与其他七宗并列的就是“真言宗”，即密宗。虽然习惯上把传到日本的唐密称为真言宗，实则唐密在唐代开始就已经被称为“真言宗”。日本常晓和尚在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年）著录的《常晓和尚请来目录》中，有《释摩诃衍论疏》一部三卷，注明“依真言宗传法阿阇梨等申求来”。日本圆行和尚同一年著录的《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中，也有空海阿阇梨将“真言宗一百二十三部秘法仪轨等”请到日本的记载。日本安然和尚则著有《诸阿阇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两卷。这三部著作均收录于《大正藏》第55册。可以说，空海是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但日本的真言宗（即唐密）却是由中国传来的。

  惠果阿阇梨预言的劫难很快来临，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活动达到了高潮，史称会昌法难。会昌法难对真言宗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真言宗的法脉因会昌法难等因素在汉地没有完整传承下来，密教日益式微。宋代之后，密教在教理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发明，到了元代弘传的已经是藏密了。明太祖洪武年间，朝廷为镇压弥勒教等民间秘密宗教，连带着也禁止了密教的传播。

  尽管密教的法脉在汉地中断，但密法的传承在汉地一直不绝如缕。汉传佛教中有很多显、密结合的地方。许多真言密咒被列入日常课诵并被广泛运用于佛教法事活动至今。汉地僧人每天早晚功课中念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等咒语，多是密宗的真言。午供时的变食真言、晚上的蒙山施食等，也都是密法。同时，真言宗中的许多真言、本尊法门也已逐渐融入到其它宗派中，如《药师法》《准提法》《孔雀明王法》《秽迹金刚法》《瑜伽焰口施食法》等一直流传不绝。

  可见真言宗在中国大陆或是通过隐性的形式继续流传，只不过真言宗的传承法脉、密法里面严谨的仪式仪轨，在汉地渐渐地模糊和衰微了。

  盛世真言之二民国时期唐密的走红及走衰

  在唐代盛极一时的真言宗，习惯上被称为唐密。会昌法难后，唐密法脉在中国中断了千年之久，直到一千年后的民国时期，呈现出了复兴的迹象，成为佛教界一大热点。之所以形成这一热点，是因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真言宗在汉地传承不明，在日本却得到了完整的延续，遂萌生了东渡学法的热忱。对此，僧俗两界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人物是持松法师、王弘愿居士等人。

  佛教界方面，僧人中赴日学密的先后有大勇、持松等，他们都是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赞叹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赞叹大勇、持松等人是“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

  大勇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到高野山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回国后仅三、四个月时间就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和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间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但大勇学法时间短，并且只是侧重于事相，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

  持松法师阅读《法轮宝忏》，觉密教深义幽奥难解，决意挽回千载绝学，发心东渡学密。他在1922年东渡，得传法阿阇梨位后，次年回国，在上海、武汉各地传授密法。后来又再次留学日本学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融会贯通，影响巨大，法师自叙“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解放后，法师1953年在上海静安寺设置真言宗坛场，以期恢复唐密。持松法师1939年曾写有以“秘密超众妙”为开头的四十字诗，作为日后付法的印证（《密教通关》），对法脉的传承寄予厚望，却始终没能找到有缘的法师传承他的所学，满怀遗憾地留下“一卷真言却付谁”的怅叹。后来持松法师把密法传给青年医生杨毓华居士，为他灌顶授皈依，赐法名“超晔”。到目前，持松系的传承已到了第四代“妙”字辈。持松取回唐密弘传于汉地，功绩卓著，被尊称为“唐密复兴初祖”。

  居士界致力于唐密回传的有王弘愿等人。王弘愿是广东潮州中学校长，于1926年到日本接受金、胎两部普门传灯大阿闍黎传法灌顶，同年秋天回国后，在自己家里建立“震旦密教重兴会”灌顶授徒，表示恢复唐密之意，投其门下修习密教者众多。由于他的努力，把唐密较为完整地移植回国，因此当时有人称他为“当代复兴唐密第一人”。1936年夏，王弘愿传法于冯达庵居士等弟子后圆寂。冯达庵再传杨佛兴等。

  上世纪的唐密回传热潮对唐密的复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所学密法的层次较为有限。民国时期诸人在日本学习的时间较短，僧俗两界在日本学到的唐密法门，只是较为基础的部分。像一流灌顶、三十三尊法等密法中核心的、高层的部分，还没来得及学习和掌握。

  二是传承法脉者的身份不合规制。持松在僧人中找不到继承人而把衣钵传给了居士；而王弘愿以居士身份传承唐密法脉，在当时就引起了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严厉批评。王弘愿的老师权田雷斧曾说：“白衣传法世间希，只为支那佛法微。”可见他的老师也深知当时唐密在汉地衰微的情景，情不得已之下才作权宜之计把密法传给了王弘愿，让他担纲起传法使命的。

  三是所传密法在形式上缺乏严谨。严格的密宗的传承在形式上必须如律如仪，要建立起庄严的曼荼罗坛场。密宗的灌顶法会尤其庄严神圣，所以在启动灌顶法会时要非常慎重。在家中设立坛场，或是在不完备的坛场中进行灌顶传法，或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广开灌顶法坛，都弱化了传法的神圣庄严性。

  四是传法对象在修法上要求不严。严格的密法修行仪轨，是僧人和信众们先要把四加行法全部修好，才能接受传法灌顶。惠果阿阇梨生前，在其门下学习的僧俗达一千余人之多，而接受其灌顶的弟子屈指可数。持松自叙在短短两年中灌顶“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这种大规模的灌顶仪式，只是方便灌顶、结缘灌顶。所以其时虽然接受灌顶者数量众多，但能接续衣钵的传人却一个也没有。

  鉴于以上诸种原因，民国时期密法热虽然兴盛一时，却难以持久。因此在掀天揭地的大潮之后，渐渐地趋于平缓宁静，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圆满完成。民国时期僧俗二界对唐密回传的贡献在于他们以巨大的热情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引起了社会上对唐密的关注，使失传千年的唐密走进了公众视野。但更为巨大的殊胜的法缘，则落到了后来者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