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吉扎西：佛，成为河西走廊各民族友好相处的纽带

2018年9月17日更新皈依佛网
  编者按：2018年9月16日，首届“丝路·张掖——河西走廊佛教文化论坛”在塞上明珠张掖市山丹县召开。10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及文化名人齐聚丝路重镇山丹，共同研讨张掖乃至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对中国佛教文明发展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桑吉扎西在论坛发表题为《佛教与丝路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主旨演讲。凤凰网佛教编发桑吉扎西主旨演讲的第四部分内容《佛教与丝路河西走廊及华夏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飨读者。

  1600年前的中国，外来游牧民族大举入侵，完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

  伴随着佛教传入西域、河西走廊及中原各地，数千年来，往来着东土传法、西行求法的佛教文化传播者，域外的高僧大德和译经师是其主要力量，以及供养护持佛教三宝的中亚商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胡商，而其中以粟特商人最为著名。

  汉魏隋唐以来，除了把商品与信仰带入中国，这些僧侣和商人自己也转化成生活在中原华夏一个的异族群体。随着他们的讲经说法、译经演教，商贸交易等，逐渐改变和影响着中原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俗。

  史料显示，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大同、洛阳、长安等地都有不少的域外胡商。而作为丝路重镇的河西走廊，如瓜州、甘州、凉州等地，甚至胡商的人数都超过了本地的汉人。诸如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突厥人、安国、米国、史国、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西夏人、回鹘人、蒙古人等等。作为佛教信仰者的胡商，可谓对佛教的传播和护持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如果我们回溯到1600年前，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形呢？刚好是西晋灭亡五胡乱华时期，从两汉、三国至魏晋，华夏民族在思想上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又崇尚玄学清谈，政治上的压抑，权利上的腐败，思想上的萎靡，使得从朝廷到民间都弥漫着毫无生气的清谈之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突然有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侵入中原，给行将灭亡的中国民族以一种新的外部刺激，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信仰上，乃至种族血统上，都起了一种新的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我们回忆和认真思考的一个时代特征。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北方五胡民族侵入中原。

  信仰是一种文化历史传承，也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五胡十六国是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崛起的新时代。执政者为北方少数民族，执政思想被确立为外来的佛教，这一执政理念打破了中原汉族政权的独尊儒术思想，北方胡人的入住中原给一个时代带来了创新的希望。

  换句话说，蛮族的入侵给僵化、虚夸、软弱的中原汉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极大地促进了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与互补。

  这些外来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造成了一种民族的大融合，结果产生出一种新的富有朝气的大民族来。而且这些外来的被我们蔑称的野蛮民族并不是空手而来的，他们背后挟着中亚、西亚一千年来的文化，并且将喜马拉雅山这一横跨青藏高原与南亚、中亚，以及中原丝绸之路的天障打开，使恒河流域的古老文化得以与东亚民族接触。

  这一历史转化影响了后期华夏文明的进程。正是由于华夏民族接纳一切外来文化的心胸，他们接受了佛教这个巨大的礼物，尽力地将他介绍研究，慢慢地咀嚼融通，而隋唐帝国的形成和新的佛教本土化，民族化过程，都从这个时代酝酿而演化出来的。

  佛教成为沟通华夷之间共同的信仰文化基础

  随着魏晋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历经五胡十六国胡汉融合发展，至隋唐盛世时期，从边疆入住中原，或杂居在华夏边陲之地的各少数民族，已逐渐在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中，蜕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民族特性。既体现出华夏的风韵，又不失去本民族的元素。

  正是由于北方多民族的佛教信仰，使得中原汉人与边地胡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如羌、氐、羯、匈奴、大月氏、鲜卑、粟特、突厥、吐蕃、党项、回鹘、蒙古等种族逐渐融合进入到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之中。

  而佛教传入成了协调、化解、调适和融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基础，弥合着南北文化的对立，调适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心态，使得以往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得以转换和调适。

  诸如，佛教初传时期，中原政府有“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的禁令。可见佛教的出家修行、无顾父母家庭、传宗接代的戒律和价值观念，与儒家的人伦理念形成了激烈的对立冲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对立冲突到逐渐适应接受佛教的伦理观念，进而调合着华夷之间的种族矛盾、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性，而佛教成了沟通华夷之间共同的信仰文化基础。

  换句话说，自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正统观念受到佛教的挑战和冲击。在文化上，汉代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一统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

  自先秦以来的正统儒家失去活力，至多抱残守缺，延一缕香火而已。这时的主流，毋宁是外来的佛教，及与佛教相应的本土宗教——道教。两者之中，佛教尤其兴旺，东来胡僧，西去求法的中国人。鸠摩罗什等胡僧将佛经译为汉文，至今仍是佛教文献中的巨著。佛教僧侣自由来往南北，传播教义，也与华人学者交流切磋，他们逐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文化人士。

  为此，许倬云先生认为：若以佛教与儒家相比，我们竟可以说，外来的佛教，虽然本来是客，却占了主流地位。儒家本来是主，却在讨论的议题上，沦为被动的地位。

  这一外来宗教文化的主客移位，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对外来佛教文化的重新思考与价值认定。

  例如，公元471年前后制作于长安的一个佛教石碑画像，则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完美融合的美好图景：

  石碑描绘的故事是，历史上佛陀最早的化身——善慧婆罗门，经过数次轮回，成为一个泛世转轮王，并且成为最终的过去佛。

  构成这个故事的场景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首先，释迦牟尼最后的诞生地被设计成中国，当故事的核心人物以善慧婆罗门的身份出现时，他身着鲜卑族服饰；当他成为转轮圣王时，他的长袍则是汉式的；当他在兜率天宫等待最后的重生转世时，他又穿回他的鲜卑族服饰。与此相反，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一个女人善慧婆罗门兜售鲜花，另一个则是佛祖的母亲，他们都穿着汉式的长袍。在石碑底部有捐助者的图像，大多数满人穿着鲜卑服饰，而女人则穿着汉式服饰。

  这个图像故事把融进中国文化元素的印度当作故事背景，主人公在鲜卑身份和中华身份之间不断转化，不同的性别也被分为“汉人”或“外国人”。这也表明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将更多的人容纳在一个美妙的佛国世界中。

  同时，也表明一种佛教的价值观，无论胡汉，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官员或百姓，农耕民或游牧民，他们死后都会去的佛国净土世界。

  在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博大精深、和平圆融、慈悲济世的佛教在化解世俗矛盾，引导信众弃恶扬善、摆脱轮回、往生净土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的凝聚力和融合功能。

  少数民族尊信佛教的信仰理由：佛是“胡人”，胡人信仰胡神理所当然

  纵观一部中国多民族文化史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在数千年的华夏与夷狄的农耕与游牧的攻伐之战中，他们双方都被交互着、融合在历史与血缘的发展中，而形成既有地域民族特色，又有对华夏寻根认可的正统文化意识。

  当游牧族群向中原大规模的迁徙定居时，他们常常被征募为边陲守兵，或有个别在朝为官，匈奴帝国瓦解之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政治分化不再那么清晰。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广阔、容纳万物的世界秩序，过去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族、两种政治生态也能融合在一起，和平相处，但也时战时和。

  如大唐皇帝唐太宗（626--649）认为自己是汉族的皇帝与突厥可汗的合体，而他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政策则体现了大唐帝国积极进取、有容乃大的大国心胸和文化自信。

  他曾向各国首领和华夏诸多民族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放眼数千年中华历程，在历代的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位皇帝能够提出过如此平等、尊重、理性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政策。

  从大唐的时代背景来看，突厥等族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也可以说认同中国为当时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南北对峙的敌人，这一形势，反映了亚洲列国体制的滥觞。

  大唐帝国，由此成为整个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呈现出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说：“最为重要的“他者”，则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这一印度的宗教，在西域已由自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渡人转世的大乘佛教。在前汉已经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终于成为中国文化必须面对的强大“他者”，中国文化的内涵及价值，不得不在与佛教融合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佛教。”

  这也如，后赵皇帝石虎说，“佛是戎神”，不分胡汉，境内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姚秦崇尚佛教，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国王也尊信佛教，他们共同的信仰理由和基础是，佛是“胡人”，自己也是胡人。故此，胡人信仰胡神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外来入侵的胡人“他者”，与中原华夏“我者”的对立，是所谓的他者，不是融合，而是对立。但最经过短短数年，最后依然是民族的、文化的、信仰的多元融合。

  此时，佛，这位外来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纽带。

  佛教为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

  就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其特征有三：一是少数民族建立了多个地方政权，打破华夏一统天下的政治文化建构。二是外来的佛教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民众的主要信仰。三是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和打破。

  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内迁，西晋时汉地的边缘地带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如史料说“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是对当时各个民族混杂情况的真实写照。

  各族统治者为强化其统治，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都利用佛教作为神化自己统治的工具。如“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尽礼，遂常致拜。”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又因为汉地百姓信佛者日众，提倡佛教还能赢得更多百姓的支持，一些政权在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也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提倡和资助，各地广大佛教寺庙，百姓大都信佛，而出家为僧者也日益众多。

  隋唐时期，佛教开始本土化和民族化，并逐渐达到了鼎盛时期。唐朝作为民族大融合的一个辉煌时代，其中佛教起到了巨大的调节和纽带作用。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唐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远嫁吐蕃国王，从而使中原佛教沿着唐蕃古道跨过昆仑山脉进入青藏高原，而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不仅成为汉藏佛教文化友好交流的象征，同时也被藏族信众看成为雪域藏区最神圣、最珍贵的佛像，1300多年来受到藏族人民的顶礼朝拜，也可以说是汉藏佛教交流中最为宝贵的佛教遗产。

  而文成公主去世后，被广大的藏族信众看成了菩萨的化身绿度母，崇拜至今，由此可见，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上担当了及其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作用。

  西夏党项族统治河西走廊、西域的近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佛教在其治国安民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西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和佛教艺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今天遗留的须弥山石窟寺、张掖大佛寺、榆林石窟等都是当时的党项、吐蕃、回鹘、汉人等共同完成的佛教杰作。

  佛教为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例如，西夏建国以后，为了发展佛教，党项政权增多次请求北宋赐佛经，并在其境内广建佛寺，还设有专门管理佛教和僧人的机构。

  佛教在北方黄河流域的广泛传播，不仅满足了北方各民族信众的宗教需要，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遗产。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型的石窟寺建筑和壁画彩绘艺术，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留下了及其珍贵的图像和文字史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最为宝贵的奇葩之一。

  总之，佛教的传播对促进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佛教是历史上维系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佛教传入以后，在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这一因素的推动之下，很快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佛教的教义和宗旨深入人心。各族人民在崇佛这一共同背景下，密切了相互间的关系，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促进了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从一部印度、中亚、西域、中国佛教文明史的传播发展看，佛教为中亚、西域，以及华夏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起到了巨大的正能量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佛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的融合功能，同样也是这种功能，成就了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广泛的传播与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