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靠和尚:在日本“出家”曾是一种治疗手段
2016年12月21日更新皈依佛网
  日本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迄今为止,已经有四名学者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就包括今年十月刚刚摘得桂冠的大隅良典。但在西方医学普及之前,日本曾长时间以汉医为主。而在日本的中世社会(11-16世纪)中,佛教僧侣曾与治病救人的工作密不可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镰仓时代的僧侣医学
  事实上,在源自印度的佛教五大基本学科“五明”之中,就有一门是医方明。因此可以说医疗确实是佛教修行的一部分。早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初,僧侣就和医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578年陷入重病的用明天皇,就曾请“丰国法师”入朝治病。而奈良时代(710-794)的圣武天皇病重时,曾有“看病禅师”一百二十六人随侍,其中还有从唐朝东渡而来的名僧鉴真。

  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僧侣仍旧活跃在医疗救济的各种场合之中。镰仓著名的真言律宗寺院极乐寺,其创建者忍性因长期从事贫民救济而闻名。根据现存的《极乐寺绘图》,我们可以看到极乐寺中建有施药院、悲田院、福田院、药汤室等医疗设施。由忍性建立的桑谷病屋,位于今天镰仓大佛附近,史料记载说二十年间这里治愈患者四万六千余人。镰仓末期的极乐寺僧人性全,更是将他的医疗经验与当时的宋代医疗技术相结合,创作了医书《顿医抄》五十卷。

  《顿医抄》中根据宋代医图所绘的人体图,是亚洲现存资料中发现的最早的人体解剖图。今天的学者认为《顿医抄》可以代表当时日本最高的医学水准。但是有趣的是,《顿医抄》在论述人的病因时,却有这样的解释——“次第不调”“饮食不通”“坐禅不调”“业病”“魔病”“鬼病”。这个表述来自中国天台宗的名著《摩诃止观》。《摩诃止观》的说法是“四大不顺”“饮食不节”,而后四者的论述则一模一样。“饮食不节”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四大不顺”也可以理解为生理上的疾病,但“坐禅不调”“鬼病”“魔病”“业病”就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了。历史学者田中文英分析说,当时的人们根据这六种病因“对症下药”,主因若只是生理的问题就使用药物治疗,若涉及鬼神、魔、罪业等原因,就以忏悔祈祷为主要治疗方式。

  譬如麻风病,性全说这是由于前世的罪业,或是佛神的冥罚而来,又或是因为食物或四大不调。若要治愈,唯有勤修善根、忏悔罪障一条路。尤其对于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当时人普遍地将其视为“业病”。前面提到的忍性的师父睿尊在1269年的一篇文殊菩萨像供养愿文中说:“或有盲聋报之者,或有婴疥癞病之者,谓彼前业,即诽谤大乘之罪。”意思是。盲人、聋人以及麻风病等皮肤病患者,之所以有病患,是因为前世犯了“诽谤大乘”的罪过。此外,佛教说话文学中,也有众多现世受报而得麻风病的例子。在中世社会中,这些病患被视作遭受神佛报应的人,因此备受歧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些疾病非依赖佛教的僧侣不可,医生反倒是看不好的。

  密教僧:消灾除病的专家
  尽管佛教的各宗各派对于自己的祈祷治病都很有自信,但却有一个宗派自称对消灾除病特别擅长,这就是密教。我们知道,在日本前近代社会中,密法作为对付“看不见的敌人”的有力武器,时常在战争场合中被使用。事实上,有很多种密法与驱除病魔、强身健体有关。在《觉禅抄》《阿娑缚抄》这类密教编纂集中,有大量的密法与消灾、除病、延命有关。当时的天皇、将军身边甚至有“护持僧”,护持天皇、将军们的身体健康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学者汤之上隆说,伴随着平安时代承平、天庆(931-947)之乱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密教祈祷也越发盛行起来。此时,护持僧得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从延历寺、东寺、园城寺僧侣中挑选,成为护卫天皇的专职祈祷人员。护持僧的日常工作,除了在宫中清凉殿和自己住处的修密法之外,还在天皇的重要公务和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修法,保障“圣体安稳”。护持僧所修的密法中最主要的一种“三坛御修法”,由如意轮法、普贤延命法、不动法构成。三者都有消灾功能,不动法兼带延寿功能,而普贤延命法更被视为使人病愈、延长寿命的大法。

  在天皇病重之时,我们看到在病榻前最为忙碌的或许不是医生,而是以护持僧为首的密教僧侣们。而一些僧侣持戒精进,又屡有灵验,被称为“验者”,堪称“祈祷专家”,很受贵族们的欢迎。

  1191年以后,后白河法皇的健康每况愈下。这年年底,因为法皇已经不能进食,且全身浮肿、痢疾不止,重臣们像专家会诊一样,讨论着应当修何种密法。历来被视为延命大法的七佛药师法,因为前几次治疗效果不佳,遭到了否决,于是,重臣们又争论起来,究竟是该修佛眼法还是如意宝珠法,而在一次用药之后,法皇的病情不减反增,这使得一些人将病因往“怨灵”“邪气”方面联想。此后,京都各大寺僧侣们又奉命为后白河法皇修了孔雀经法和五坛法。此外,又有各种佛事、造像、针灸、药物治疗多管齐下。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然而后白河法皇的病情却也一点儿也不见好。1192年三月十三日,后白河法皇最终在六条殿的住所撒手人寰。

  为天皇的疾病修密法,是当时的惯例。而国内发生疫情时,僧侣们也需要出来冲锋陷阵。据《门叶记》记载,1282年5月,民间发生疫情,于是,朝廷将京都各大寺院的寺主召集起来,向他们咨询救疾对策。而医官负责向他们介绍了各种疫病的状况,再由僧侣们各自提出了针对病患所应修的密法。经朝廷多次审议后,最终决定修炽盛光法七日。由此可见,僧侣们所修的密法,被当时的国家视为行之有效的除疫手段。

  “出家”是一种医疗手段
  1168年,正处在权力巅峰期的平清盛(平氏政权首脑)突然病倒。而后,危笃之中的平清盛出家为僧。最终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并继续活跃在政坛之上,直到十三年后平氏政权陷入危机之时。根据《兵范记》《平家物语》等文献记载,平清盛出家的原因是“除病、延寿”或“存命”——落发为僧,被平清盛视为危急关头的救命良药。

  在病危时选择出家的人当然不止他一个。早在1019年,站在权力顶点的政治家藤原道长曾一度病危,他甚至已经对生死有所觉悟,而后落发为僧。没想到,藤原道长真的痊愈了,再度重返政治中枢。《荣华物语》有记载说,藤原道长出家是为了求现世寿命延长、后世往生极乐。其实,无论是藤原道长还是平清盛,其出家之后并未进入寺院生活,也未舍弃其政治地位,这种出家被佛教史学者平雅行称为“在俗出家”,在日本的中世社会中十分普遍。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抱着“何病不平愈”的想法出家的后三条天皇,又如“为存命”而出家的镰仓幕府重臣大江广元。最有趣的是镰仓时代的鹰司院(近卫长子,是后堀河天皇的中宫,相当于皇后),1246年她出家为尼。但事实上,鹰司院此时并未身患任何疾病,之所以会出家,只是因为一位僧侣梦见鹰司院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重病,为了“预防”生病她就出了家。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出家”不仅可以治病,还有预防的功能。这真是现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中世时期的医疗是咒术与医学共存的。二者之间存在分工的差异,同时在很多场合中,又一起作为医疗手段来使用。独具特色的日本佛教医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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