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宝玉碎——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蒙难记（上）

2018年3月9日更新皈依佛网
  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洛阳龙门石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宝库和世界文化遗产。站在龙门石窟前，每一个人都会被其壮观华美深深震撼，同时，又不能不为满目的伤痕疮疤而扼腕叹息。

  这里共有1300多个石窟、97000余尊佛像，从最大的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到最小仅有2厘米的佛造像，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1500多年间，龙门石窟经受着大自然的风霜侵蚀，遭历了唐代的灭佛运动，但最大的劫难来自近代。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西方文化强盗勾结利欲熏心的文物贩子，大肆盗凿龙门石窟，佛头被砍下，雕像被肢解，浮雕被凿碎……越是精美的石刻艺术品，越会被当做劫掠的目标。它们被简单粗暴地从石窟中凿下，偷运境外，流向了欧美和日本等地。

  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浮雕——“帝后礼佛图”。它本是龙门石窟石刻艺术宝库中最瑰丽的珍宝，它被盗凿的过程，也能够还原出那段历史中国宝流失的典型路径。

  “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
  从洛阳市区驱车向南12公里，远远就可以看到伊河两岸相对而立的龙门山和香山，两山相望，就像一座天然的门阙。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伊阙”。隋代，洛阳被定为东都，“伊阙”成了天子门户，改名“龙门”。

  龙门石窟就开凿于山水相依的峭壁间，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北魏孝文帝是在中国历史中留下重要一笔的皇帝。南北朝初期，鲜卑族政权北魏一统北方。孝文帝亲政，革俗汉化，强令鲜卑人改用汉姓，改穿汉服，改说汉话，以雷霆万钧的手段加速了民族大融合，也深刻影响了汉文明的发展。孝文帝深感国都偏于北方不利于统治，于是在公元493年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于洛阳，同时拉开了大规模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

  正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迅速发展。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在北朝，则盛行开凿石窟。比龙门石窟略早的云冈石窟，也是始凿于北魏。后来北魏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就成了北魏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

  龙门石窟中形制最大的卢舍那大佛作于唐高宗时期，至今仍是最能代表龙门石窟的佛造像。北魏没有盛唐气象，营造的石窟相对较少，但一来年代更久远，历史信息深厚；二来自身艺术风格浓郁，北魏石窟同样蔚为大观。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连香告诉记者，北魏佛像与唐代佛像在艺术风格上截然不同。北魏晚期风行的“秀骨轻像”，佛像显得俊逸修长，不像唐代佛像那样体态丰盈。

  古阳洞开凿于公元493年，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但若论艺术水平，则要首推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宾阳洞。

  公元499年，迁都仅仅6年，年仅32岁的北魏孝文帝去世。次年，其子北魏宣武帝为父亲做功德，开始营造宾阳洞石窟。“宾阳”意为迎接初升的太阳。

  宾阳洞前后建造了24年，富丽堂皇的景象为龙门众石窟之冠。不过，宾阳洞的营建却十分坎坷。史书记载，宾阳洞施工五年才“斩山二十三尺”。宣武帝非常不满，将最初的工程主持人换掉，可是新上任的主持人没几年便去世了。宣武帝只好把宾阳洞的工程交给宦官刘腾。刘腾觉得一座洞窟不足以彰显君威，奏请宣武帝在南北加造两座洞窟。于是，最初的宾阳洞便成了宾阳中洞。

  公元515年，宣武帝驾崩，7岁的孝明帝即位，胡太后临朝称制。刘腾联合领军元叉，以太后“淫乱肆情”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幽禁了孝明帝和胡太后。4年后，刘腾病死，胡太后重返朝堂。

  经过几次三番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胡太后再次临朝，自然没有什么心情继续整治对手所主持的宾阳洞。此时，宾阳三洞只完成了中洞，工程就此废止。理想中的辉煌工程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宾阳中洞的石刻已足以震撼人心。

  宾阳中洞深12米，宽10.90米，高9.3米，洞内正壁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跏趺坐。窟口内壁两侧各有一个上下四层的浮雕，最上层是“维摩变”；第二层是佛本生故事；第三层就是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最下一层是“十神王”浮雕像。

  刘连香告诉记者，在龙门石窟的北魏石刻中，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称得上等级最高、艺术水平最高的作品，甚至可称龙门之冠。

  帝后礼佛图是两幅浮雕的合称。图分左右，左壁为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右为文昭皇后礼佛图，分别刻画了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两幅浮雕人物密集，顾盼神飞，浑然一体，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杰作。浮雕中的衣冠仪仗，忠实记录了北魏孝文帝强行推动汉化后的服饰特征，极具史学价值。

  北魏没有完成的宾阳南、北二洞，一百多年后在唐太宗时期得以完工。值得一提的是，宾阳南洞的营造还记录了一段唐代皇位之争的历史。

  唐太宗时期，太子承乾因荒淫被废，众皇子觊觎皇位蠢蠢欲动，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皇四子李泰。李泰与承乾一样都是长孙皇后所生。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极为悲恸，李泰便奏请开窟造像纪念母后。

  然而，李泰营造石窟并非为了尽孝，而是为了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工程不求精益求精，只要求快。于是，他选中了半拉子工程——宾阳南、北洞。宾阳南、北洞的洞窟已经造好，只要稍加修缮再雕刻几个佛像就万事大吉了。不过，这样敷衍的工程与宾阳中洞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盛唐之时完工的宾阳南、北洞，无论工艺水平还是艺术价值，都逊色北魏的宾阳中洞不少。也许，正是由于投机取巧，李泰最终失去了父亲的欢心，在夺嫡中败下阵来。

  此后数百年间，龙门石窟不断地被后代王朝修复、续作，历经千年时光，伊河两边的峭壁上共开凿了1300多个石窟。时至今日，龙门石窟共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9.7万余尊。无论规模，还是艺术成就，都堪称中国石窟艺术的巅峰。

  伊河静静地流淌，倒映着河岸的龙门山、香山，以及山体峭壁上的慢慢伸展开来的龙门石窟。这里从唐代就是著名景观，白居易曾记：“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龙门石窟的存在，它是风景，也是求神拜佛之所。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把另外一种价值添加到了龙门石窟之上。灾祸由此而起。

  第一个将龙门石窟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

  1893年，在中国游历的冈仓天心偶然发现了龙门石窟。站在巨大的佛像前，钻进华美的石窟里，冈仓天心彻底被雄伟瑰丽的景观震撼了。他在日记中赞叹：“龙门石窟自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有上万座石像，有唐代的作品，甚至还有宋代的作品，制作年代也非常可信，其重要性无法估量，多么美丽的地方！”

  在中国游历后，冈仓天心回到日本，用宾阳洞的照片制成幻灯片，举办了讲座。龙门石窟很快声名远播。此后，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美国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日本学者关野贞等等纷至沓来。这些人，有为历史文化或是风景而来的学者、旅行家、探险家，当然也有为了文物而来的收藏家，还有干脆就是为了金钱而来的古董商乃至文物盗贼……有些人则是几种身份兼而有之。

  冈仓天心的学生——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就是其中之一。

  兰登•华尔纳188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99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06年，他留学日本，师从冈仓天心，专攻佛教美术。他为哈佛大学开创了东方艺术课程，也曾在几家美国博物馆担任高级职务。

  然而，对中国来说，兰登•华尔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物大盗。

  1923年，华尔纳潜入敦煌莫高窟，剥离莫高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由于他揭取壁画的方式极其简单、原始、粗暴，壁画完全破碎，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至今，人们仍能在一些洞窟中看到壁画被剥离后触目惊心的现场。

  在去敦煌前，华尔纳就到过龙门石窟。甚至在去龙门石窟之前，华尔纳就已经深深为其吸引，而且最关注的就是帝后礼佛图。

  华尔纳收集了冈仓天心、沙畹、弗利尔等人拍摄的龙门石窟照片，并挑出帝后礼佛图的照片寄给波士顿美术馆，在信中写道：

  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龙门石窟这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等到的却不是来学习研究的人。

  龙门乱象
  清末民初，随着冈仓天心、沙畹等学者关于龙门石窟的研究专著的不断推出，世界各地贪婪的目光盯上了龙门。

  沙畹所著《华北考古图录》发表于1909年，其中的照片刺激了西方的收藏者。当时即有一位名叫斯坦利•亚伯的英国公爵撰文评论：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1911年，一般被认为是龙门石窟遭受大规模盗凿的肇始之年。《龙门石窟盗凿史》一文的作者、洛阳学者赵振华告诉记者，龙门石窟被人为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几乎可以贯穿20世纪上半叶。

  1911年，考古学家罗振玉派弟弟罗振常到河南收购古董。罗振常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龙门石窟被毁的情况：“顾小窟往往空洞无像，大龛诸佛亦多残损，每有失其首者。”他还听当地百姓说，来龙门石窟游览的外国人很多，他们看上哪个佛像就花钱雇工匠往下凿。地方官根本不管，寺庙和尚监守自盗，游客随便盗凿。他不由得感叹：“此名迹将日见颓废，是可太息者也。”

  内外勾结，破坏龙门石窟的情况，甚至连英国《泰晤士报》都报道了。1914年，《泰晤士报》写道：

  巨大的人物浮雕……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迫不及待地买下他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飙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民国初年，龙门石窟遭受如此惨烈的人为破坏，民国政府是不是完全熟视无睹，撒手不管呢？赵振华认为，这样说也有失偏颇。

  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致河南民政长训令，要求省里派专员，会同当地官员到龙门石窟调查，将龙门石窟所有佛像石刻登记在册，并责成附近寺庙僧侣管理，酌情给予津贴。

  洛阳县知事曾炳章用了两年时间，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调查。据他考察当年龙门石窟有大佛476尊，其中有破损的达180尊；小佛89375尊，其中有破损的达7275尊。当然，这还是1910年代龙门石窟的状况。赵振华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龙门石窟有史以来遭受盗凿最严重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曾炳章调查报告出炉后的20年，又有数不清的石刻珍品遭到了破坏。

  1916年，河南省出台了首例关于龙门石窟的保护法案——《保护龙门山石佛规条》。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护法》，同时成立了“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河南省政府也派军队驻扎龙门，但是由于土匪太过猖獗，官方的保护总显得力不从心。

  1914年，已经关注龙门石窟多年的华尔纳，终于得到机会亲赴龙门考察。他发现那里治安状况十分糟糕，甚至连一个晚上都住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就在他抵达龙门的两天前，军队刚刚与盗匪进行了一场激战，一举歼灭了100多名匪徒。

  华尔纳到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土匪的首级。“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下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

  然而，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来自西方的高额“悬赏”，让盗凿龙门石窟的不法分子源源不断，官方的介入并没有使盗凿龙门的状况得到丝毫缓解。倪锡英所著《洛阳游记》一书中，就专门记录了1933年他和李可染受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派遣到龙门石窟考察时看到的一幕：

  每一年，各国的游历者到龙门去拜访的总在几百以上，他们每次来都花了重金向乡人购买石佛的头，带回去作为名贵的艺术装饰品。帝国主义资本的势力居然延展到洛阳，龙门山窟里的石佛被带到外洋各国去了，这非但是石佛的不幸，同时也是整个大胜迹的不幸。

  第二年，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到龙门石窟考察的地质学家袁同礼，看到了同样的景象。来龙门游览的外国人花钱找村民盗凿佛像。其中宾阳洞、八仙洞、千佛洞等洞窟被毁坏的情况最为严重。宾阳洞中四个佛像头颅被击落，洞内外龛像有被砍头的，也有全身被盗的。

  袁同礼在报告中称，龙门石窟被疯狂盗凿的情况，以1930年以后的三年最为炽烈。“龙门之南的外凹村，许多石匠都以盗凿龙门石像为业。他们勾结土匪，夜里携带云梯、手电筒到洞窟中盗凿。很快，这些被砍下的佛头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

  这些荷枪实弹、明火执仗的盗匪背后，无不站着一个财力雄厚的外国金主。

  华尔纳是最早从照片中发现龙门石窟价值的人之一，也很快意识到这些照片正被欧美收藏家用作“收购目录”。

  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最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

  在信中，华尔纳还表示担心自己的有关中国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华尔纳的这番表态可以说是“鳄鱼的眼泪”，因为他自己很快就成了这样一个“金主”，或者说是“金主”代理人。

  破碎的皇后礼佛图
  上世纪30年代，华尔纳已经离开中国，在剑桥谋得教职。不过他仍对中国散落各地的文物珍品念念不忘。此时，他找到了一个回报颇为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正在修建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提供藏品征集的咨询服务。中国是他提供的最丰富的藏品“征集”地。

  由于他远在剑桥，不能亲自到中国，于是他将自己的学生——劳伦斯•史克曼推荐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