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隐秘角落》寺院风景旧曾谙

2018年3月20日更新皈依佛网
  精彩导读：明代顺天保明寺的故事，则与一段“吕尼救主”的传说有关。说是土木之变前夕，英宗率大军亲征，在居庸关遇到一吕姓比丘尼劝驾，英宗不听，但后来被掳掠后时常得到比丘尼护佑。英宗复辟之后，特建寺供养，因此保明寺又称皇姑寺。

  最早读到陆波的文字，是那篇《北京人心心念念的大隆福寺庙会，永远回不来了》，她对隆福寺的历史掌故如此熟悉，对其当代变迁与现状洞若观火，让人不由心生敬佩。

  近来，读到她的新著《北京的隐秘角落》，从自序中方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位有着二十余年执业经历的律师，前几年选择转行投身自己热爱的文史专业。在物欲滚滚的当下，愿意放弃高收入的行当，听从内心召唤，选择相对冷清的文史领域默默耕耘，实属稀有。

  自序中的几句话让人触动：“没有比一想到人生将要无声无息地结束而只是蝼蚁般为生计忙碌一辈子更令人悲哀的了……在最终来不及之前，我可以以我熟悉的北京的寺院为线索与介体，写出一系列关于北京历史文化文明演变的文字，尽力去收集与整理那些散落在星辰瀚海里闪光的碎片，让它们的内在联系重新勾连交织。”

  的确，这本书收入的文章绝大部分都与寺庙有关。我不知道陆波为何钟情于帝都的寺庙文化，但这一切入点正说明她对传统的那种“温情与敬意”。

  寺庙曾是公共文化空间
  寺庙对当代人来说恐怕多少有些隔膜。尤其是五四以后随着反封建迷信运动与民主科学的号召，最极端的莫过于“破四旧”，寺庙及其衍生的寺庙文化可谓被弃之如敝屣。然而，在“老北京”，也就是那个“内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还在的北京，离开了寺庙，人们的生活恐怕是很难想象的。

  有例为证，乾隆时期绘制的京城全图中，共标出内外城寺庙1207处，其中观音庵87处，如果加上供奉观音的白衣庵21处，共108处，居众庙之首。其次是关帝庙88处，真武庙42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另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记载，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数量为1631座。很多学者认为此数字并不准确，还有相当多的漏载。果然，1958年的全国文物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寺庙尚存2666座。

  可以说，北京城内庙宇之多，绝不逊于欧洲城市里的教堂。如此多的寺庙，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正如美国学者韩书瑞在其名著《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指出的：“寺庙的职责包括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景点等等场所可以发挥的各种非宗教的公共职能。”而且，在传统时代，老百姓没有地方能够集会，在能够交流的公共空间之中，庙宇是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无论是平常时节，还是遇有祭祀仪典，百姓都可以随便进出。由此可见，北京城星罗棋布的庙宇，与帝制时代上至帝王勋贵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个阶层发生了多元互动，这实在是了解传统时代社会运作机制与城市生活节奏的绝佳切入点。

  庙宇背后的历史典故
  陆波书中提到众多的帝都庙宇，背后的故事都极为精彩。如开篇提到的姚广孝与庆寿寺双塔及其与明成祖朱棣的历史渊源，当然姚广孝是幸运的，至少生前得以善终，入祀太庙。但到嘉靖九年（1530），据《明史·姚广孝传》，嘉靖皇帝对大臣们说，姚广孝虽然辅佐成祖打下了江山，然而“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就是说他毕竟是个和尚，配享太庙有点太抬举他了。于是一帮大臣立马逢迎上意，建议将姚广孝移祀大兴隆寺，嘉靖皇帝也很快下诏允行。

  相比于姚广孝，同样辅佐雍正帝的清代国师迦陵和尚则可谓命运多舛。当雍正还是雍亲王之时，迦陵和尚就经常出入潜邸，运筹帷幄，但此后则南下逃逸，在巨大的恐惧中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雍正也在其死后“消去所赐国师称号，著其语录入藏者亦撤出”，真是“伴君如伴虎”。

  明代顺天保明寺的故事，则与一段“吕尼救主”的传说有关。说是土木之变前夕，英宗率大军亲征，在居庸关遇到一吕姓比丘尼劝驾，英宗不听，但后来被掳掠后时常得到比丘尼护佑。英宗复辟之后，特建寺供养，因此保明寺又称皇姑寺。

  更有意思的是，已故的著名社会史学者李世瑜先生曾有《顺天保明寺考》一文，考证出保明寺创建于天顺初年，有天顺六年（1462）铸钟为证。吕尼在民间曾被称为“吕菩萨”，尤其华北很多白莲教派的各种秘密宗教的经卷——宝卷上，很多都有“顺天保明寺”的字样。隆庆万历年间兴起的白莲教重要支派——大乘教，在创教之时利用了吕尼救主的传说，自称那位尼姑就是大乘教的创始人，保明寺因而也成为大乘教的圣地。

  李世瑜还考证出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与大乘教亦有关联。刚好陆波的书中也提到了李皇后与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慈寿寺，李皇后在慈寿寺供奉的“九莲菩萨”及后来她本人被指为“九莲菩萨”的化身，这一典故的出处很可能与白莲教有关。有一宝卷称，“九莲天里圆通母，五晶宫中见天真”。而且李太后确实还给保明寺捐了一口铜钟，笃信佛教的她接受大乘教的教义宣传，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此，我们又看到了寺庙与帝王皇室及至民间宗教之间错综纠结的历史背影。

  宦官曾对寺庙情有独钟
  皇亲国戚之外，大量的宦官群体，也是明清时期北京寺庙最重要的投资方之一。从定慧寺到蓝靛厂、从万寿兴隆寺到立马关帝庙、法海寺，乃至现在大名鼎鼎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也是拜太监所赐。

  中关村原名“中官村”，中官即宦官。明人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中曾专门考证历代中官的演变，据他的说法，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为王振在智化寺立旌忠祠，乃“内臣立祠之始”。智化寺在正统九年（1444）即已兴建，乃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后又念起旧情为其立祠纪念。但王振毕竟是太监中的权势阶层，众多的底层太监仍需要养老归终的场所，需要一个安顿其灵魂的所在。因此，寺庙就成为养老院与收容所，直至民国时期，这类寺庙仍大量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关村仍是一片太监坟地，且庙庵众多。后来，中国科学院在此建设科学城，逐渐成为西北郊文教区的中心地带。但“中官”一词，科学家们认为不雅，原北师大陈垣校长提议改名为中关村。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曾有篇文章讨论明清时期的宦官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他指出，宦官除对寺庙情有独钟之外，还组成了大量香会组织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宦官成为宫廷与民间的特殊中介。

  寺庙之外的钩沉索隐
  当然，本书中寺庙之外的故事也是钩沉索隐，耐人寻味。例如，樱桃沟的陈年往事。

  有两位隐者侧身其间，一位是清初的学者孙承泽，许多人都知道他的传世之作《春明梦余录》。不同于自号“江左遗民”的史学家谈迁，孙承泽隐居西山撰明史，但他选择了降清，还被收入了乾隆帝下令编纂的《贰臣传》。出仕之后，花甲之年的孙承泽选择了隐居，自号“退翁”，在樱桃沟打开了一片学问的新天地。而民国年间曾担任北洋政府湖南省代省长的周肇祥亦自号“退翁”，并获得了樱桃沟的房产土地。

  据笔者分析，此时的樱桃沟应属溥仪内务府代管。我们知道，至少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1924年之前，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在内，根据1912年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件》，均属溥仪皇室的私产。但当时溥仪及其内务府面对北洋政府和各路军阀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圆明园的石料与工艺品被大量偷运即是明证。

  周肇祥一度担任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所长，与北洋政要关系密切，这些为其占据樱桃沟为私产创造了条件。当然，他与从事北京调查与摄影的美国人西德尼·甘博因用水发生纠纷，实在让人大跌眼镜。这次纠纷也进入了甘博的镜头，让人感到历史的吊诡与诙谐。

  还有宣武门与西城门的过往，北大西门寺庙山门的由来与海淀镇的守望，真可谓“物非人亦非”，往事只能回味了。作者带我们回味之后，既有“帝都好，风景旧曾谙”的追怀，亦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隐秘角落的隐秘人事，为我们打开的是北京历史的别样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