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教制教典与教学；四、僧装改革评议

www.guiyifo.com皈依佛网；印顺法师，一 僧装改革运动之回顾：僧装改革运动，在新僧派中，虽还不过说说而已，「试用」而已，但这个运动是存在的。被推尊为新僧领袖的太虚大师，早在青年时代，「服随国俗」而出现于公众集会的场所。他说：「太虚……出言吐语，大都不经。僻形怪状，不理众口。然随宜示现，不存轨则。……就事相而论，发留一寸，本出佛制。服随国俗，自古已然。彼印度之比丘，固未始穿袍着裤，似吾国俗人今所目为和尚者也」。这位富于革命情绪的青年，勇敢地开始了僧装改革的尝试。此后，虚大师也曾拟过制服，虽没有实行，而「太虚帽」早被某些同袍所乐予采用了。鼓吹「现代僧伽」的闽南佛学院，也曾试用新的制服，据说曾用过一次。僧众受军训，受救护训练，各处都有过不同形式的新装。这些，都是抗战以前的旧事。抗战期间，『海潮音』编者福善法师，除了在「太寓」而外，出门总是披起那件类似大衣的大衣（个人使用，还不配称为僧装）。抗战胜利了，重庆风吹到下江来，焦山东初法师首先响应，发表关于僧装改革的论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焦山的僧伽训练班，秉承虚大师的意思，开始试用。然而，丛林的老上座们，另有一套反对的理由，有人作文反对。南岳明真法师，也不赞成。尤其是以「新僧派」自居的慈航法师，忠愤悲慨，竟然不惜与师友为难，在「护法」（『中国佛学月刊』出「护法」专号）的旗帜下，硬要打倒「伪装」。这个僧装改革问题，引起的纠纷真不小。虚大师说：「理智要更清明一点」！真的，我们应该更理智一点，从佛教僧伽的立场，来考虑僧装的改革。 　　

二 先要认清立场：僧装改革，是佛教出家众的服装改革。所以僧装无论如何改革，终久是出家众的服装。承认出家制有存在的必要，愿意站定出家岗位，这才有讨论僧装的应否改革与如何改革的价值，否则是多余的。讨论僧装改革，是以出家制的存在为前提的。那末，应进一步考虑，「出家」是什么意义？在生活方式，行为操持，以及献身三宝的任务上，出家众与在家众有何不同？有出家与在家二众，即应有出家与在家的差别。如忽视这点，将有一切似是而非的理论出现；僧伽的革新运动，可能造成一种非僧非俗的现象。出家可以学佛，在家也可以学佛，但我反对不僧不俗的，继承寺庙权益，受人信施，而营为纯世俗的生活。我想，僧装改革的倡导，是为了健全僧团，提高僧格，坚定出家立场，履行出家任务，而不是为了取消出家与在家的差别。这里，准备与这样的僧装改革论者，共同商讨。 　　

三 僧装的特点与问题：论到改革僧装，先应理解佛制僧装的特点，以及何故而有问题。这才能进而讨论中国僧装的应否改革，如何改革？

佛制僧装，即是「三衣」，本是适合印度情况，参照印度服装，略加改革而成。所以今日南方的佛教国，与印度气候相近的，还大体保持佛制僧装的形式。但在温带及寒冷的地方，如我国内地、蒙、藏，及韩、日，即不能没有当地适用足以御寒的衣服。尤其是佛制没有鞋、袜、帽子，在中国等即不能没有。因此现代世界的僧装，不能完全一致。僧装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应如何使之协调？我曾想：合理的僧装，应有统一的三衣与各别（适应各地）的便服，做到佛教国际间的统一而又能适合各地实际的需要。但这一构想，是并不理想的。因为服装的主要作用，在保持适当的体温。在印度，三衣固然有表征僧相，使与在家众不同的（制服的）作用，然佛制「但三衣」，正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有三衣即足够保护体温了。三衣在印度，是表征僧相的，也是实用的，做到了标相与实用的合一。但在中国、日本等地，僧装无形中分化了：三衣但有标相，宗教礼服的作用，而保持体温的实用，却有另一类服随国俗的便服。三衣而失去了世俗保温的实用，是会慢慢被忽略的，只能在特殊的节日或场所，点缀庄严而已。三衣在印度，虽是非常便利的，但在中国等地区，却成为麻烦的。记得我受戒的时候，先穿好一切便服，再披五衣，又加七衣，然后搭上大衣，不免麻烦。佛制三衣与实用合一，所以经常服用。五衣是贴身的内衣，连睡觉也穿著。在参加众会，羯磨、布萨、饮食等时，即须加穿七衣（「入众衣」），可说是常礼服。如走进村落都市、王宫官署、乞食、说法，再披上大衣（大礼服）。三衣不只是表征僧伽德相，且有世俗实用，这才能成为僧众日夕不离的僧装。在中国，三衣没有实用，所以只能在受戒等场所，偶尔表演一下。我们常用七衣，但里面并不着五衣。走入都市或者去乞施，也不着大衣。甚至「三衣不离」的律师，也只能法宝似的随身携带。这决非中国僧众轻视三衣，不遵佛制，实有其实际的原因。三衣虽是佛制的僧装，但五衣算不得礼服。所以在服随国俗的便装而外，再加三衣为制服，不但麻烦，也不合理。这个僧装的标相与实用，应怎样去统一！

僧衣本同于一般的服装。但在僧制的建立过程中，僧装向一个目标演进，即表彰僧相使与在家众不同。在颜色方面，为了简别印度在家人的多穿白衣，特别采用染色。染色，不用鲜艳的正色，而取朴实无华的古铜色、灰色、红而闇黑的缁色等，这是服色的不同。在形式方面，采用了割截的福田衣，象征僧团为人类功德生长的田园，这是形式的不同。僧装唯一的倾向，即是要与在家衣有显著的区别。佛何以要制「三衣不离」？只是要僧众随时随地，能以服装表明佛教出家者的身分。为了爱护佛教，爱护自己，在社会众目睽睽的注视下，警策自己，约束自己。至于佛教内部，一岁比丘如此，百岁比丘也如此，就是佛也如此，一律服用三衣，平等平等。所以，对外差别，对内平等，为佛制僧装的原则。 　　

四 中国僧装改革的诤论重心：中国不是印度、缅甸……，三衣不够御寒，因而演成佛制三衣与随俗便服的分化。圆领的海青、长袍，大体同于清代以前的中国俗服。到清代，在家人改用满装的方领，容许出家众沿用旧装，于是乎现代中国僧伽的便服，与现在的中国便服脱节。这本是僧众的便服，因为与俗人便服不同，习久相传，成为公认的僧装。讨论中国僧装的应否改革，不能忽略此一事实。事实比之理论，或许更有力量。僧装的改革者，并不是推翻三衣，不过改变不合时宜的便服，何用大惊小怪！然在中国世俗共许的观感上，此圆领衣实已取得表征僧相的作用。所以如加以改革，不能代以明确表显僧相的服装，势必造成进（山）门做和尚，出门充俗人的流弊。僧装改革者，应该记住这一事实，才能认清论诤的焦点。 　　

五 向反对改革者进一言：我是赞同中国僧装改革的，所以先要向反对改革的老上座们说几句话。反对的理由何在？可惜我还没有看到。我相信，反对者的根本动机，唯一的理由，即为了维护僧制，不忍看进门做和尚，出门充俗人，因而引起不堪设想的流弊。为了护持佛教，沉重的责任感，不能不出来反对。在这点上，我是完全同情的。然反对如此改革，仅是消极的，维持现状的，不是僧装问题的解决。可以反对如此改革，而不应反对改革，应该进一步的研讨足以表显僧相的改革。我们知道，释迦老子的制定僧装，并非保存印度古代的树叶衣、树皮衣，或者寸丝不挂的天衣（裸体）。佛是参照印度当时的一般服装，加以颜色及割截的区别而已。释迦时代的僧装，是参照时代的俗服，而自称佛弟子的中国僧众，偏要保持时俗废弃了的中国古装，圆领方袍，是何道理？所以，不应当反对僧装的改革，而应研讨合理的改革！ 　　

六 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吧：东初法师提议的僧装改革，慈航法师是根本反对的。他不是反对中国僧装的改革，是反对僧装的如此改革。他的热情、耿直，横溢于「护法专刊」的言论中。

我想以同门、同学，同属于新僧的立场，先说几句家常话。老学长「太鲁莽了」，自以为是新僧，而不大明白新僧的实际。从有新僧以来，照例是宣传多于事实，说过也就算了。「中国佛教会的命令」，「全国通行」，还不是学僧们吹吹而已。ＸＸ寺与ＸＸ寺的经济基础，还离不了香火佛事，谁敢不顾一切的全盘改装。论到改装，除少数的大和尚与当家的，在这经济困迫的年头，那有这分力量！一分清苦的学僧，连笔墨都还成问题呢！仰望寺院、学院拿出钱来，那不过是学僧们的幻想。就像住持焦山的东初法师，也未必真能慷常住之慨，让焦山的学僧们，「纠正心理上的不健全，……使僧青年思想发酵」！中国是会做文章的国家，学僧是正学习写作，这那里认真得！

反对如此改革，「尽可向作文的一二人，在海潮音去辩论」。假定『海潮音』不愿发表，「中国佛学」不是现成的吗？何必说「打倒」，闹「脱离」？现阶段的中国佛教，中国的僧青年，都在盲目地碰命运，谁也难得领导起来。虚大师苦心孤诣的鼓舞作育，何尝敢以新僧的领导者自居！领导，也不过「提示」而已，「试用」而已。到底应该如何，还不是慢慢的，让时间去作最后的决定。热诚的老学长，到底远在异国，不明了现代中国新僧的实情，以为真的改革了，这才忠愤奔放，甚至要请大师负起「祸及万年的因果责任」。老学长！这不过「试用」呀！

撇开私话，再谈公理。关于僧装改革，慈航法师的主张，不失为一项办法。但所持的改革理由与方法，都是可商讨的。为甚么需要改革？他以为：「佛教的教主既是一个，佛教的仪式当然也是一样。除了中华系的佛教（包括安南、日本、朝鲜、西藏、蒙古等），僧装奇形怪状外，人家南方的佛教，他们的僧装是完全一合相的」。这样的改革理由，未免过于薄弱，那是未能认清僧装的特点以及何故而有问题。教主是一，服装是一，当然是很理想的。但事实告诉我们，全世界的僧装，为了服随国俗的差别，保持体温的实用，不能没有差别。就像慈航法师建议的僧装，三衣而外，也不能与佛教国合一。随方异宜的便服，时过境迁，或在另一地方的人看来，都有点希奇。慈航法师虽然生长中国，可惜与祖国别离的时间太多，受异邦风俗的熏染，这才会批评中华系的僧装为奇形怪状。要知道，圆领方袍，在中国古代，真是适时合俗，雍容大雅的便服。什么奇怪！不穿裤子才奇怪，黄头黄脚才奇怪（懂得服随国俗，也就无所谓奇怪）！记得法尊法师从西藏（绕道印度）归来，披起南方佛教常用的黄袈裟，上宝华山去。知客师问他：「怪模怪样，穿的是什么」？「袈裟」。知客师叽哩咕噜的说：「袈裟怎么不三不四的」。问起来山做什么？「看密师父，密师父约我上山」。知客师这才弄清了来人是谁，除了通知和尚，恭敬的陪到丈室以外，还搭衣持具求忏悔。这个小小的笑话，说明了「少见者多怪」。所以，「他们（南方佛教国）看见中国和尚，都说不是和尚」，这不过愚妄者的浅见。应该好好的开导他们，焉能把这些作为中国僧装需要改革的理由。

忽略了服随国俗的正确性，多受他乡风习的熏染，所以提议：「黄衣简别俗服，袈裟表示僧相」。「只知道简别俗服，和南方各佛教国的僧装是一色黄」，而不能虚心的研讨佛制。甚至说：「什么黄色合不合佛制，那只好去问佛」，这成什么话！这何必问佛，中国所传各部派的律典，都用杂染色（南方所传的律，也还是这样）；袈裟就是杂染色的意思。宏扬「中国佛学」，应当「竖起堂堂正正之旗」，改革一色黄的服装为杂染色，怎么反而要中国人去跟别人学？他以为：「若再用黑色和灰色，刚刚和俗人一样分不清楚」。不知杂染色是僧装古制，本为了简别印度的白衣，各处风俗不同，我们那里能禁止俗人采用？那里可以因他们采用而我们就不用！至于说：「全世界的人，只有和尚穿黄，在家人唯有不穿黄」，也未必尽然。古代的帝王家，多穿黄色。「黄袍加身」，「黄袍换去紫袈裟」，「钦赐黄马褂」，这应该听见说过吧！在南方，或者还感觉到一色黄的尊贵。在现代中国，黄帽、黄鞋、黄衣，会被人看作封建余毒，如何使得！鲜明的黄色僧装，招摇过市，中国人看起来，这才奇怪呢！

「袈裟表示僧相」，大体是正确的。然建议的内穿便服，外披印度式的袈裟，不过中国僧装的老办法。从来的中国僧装，就是在随俗便服的圆领衣上，披上袈裟，结果却引起了问题。佛制袈裟，是在印度当时的俗服上，加以杂色与条纹的标相，是表征僧相的，也是实用的。建议的一色黄，未必合于佛制。而外披袈裟，仅有表相作用，缺乏保持体温的实用。失去实用，袈裟是纯宗教的服饰，会慢慢被轻忽起来的。这那里是尊重！不离日常生活的，实际的，活的袈裟（三衣），被弄成脱离现实的，过去了的古董。我们的僧装，应该有明显的标相，我同情慈航法师的原则。但他建议的理由与办法，不免缺乏对中国佛教的理解与同情。 　　

七 新乎僧乎：东初法师建议的「改革僧装与提高礼服」，附记说：「这只能算是笔者的建议，是否有当，尚待僧中知识见教」。那种虚心与敢于建议改革的胆识，真是太好了，引起我对僧装改革的考虑与商讨的决心。但我以为，这不仅是「笔者的建议」，而是代表部分或大部分的「新僧」。「新僧」，是进过佛学院的（也不一定重视佛学），年青点儿的。东初法师不过代表这「新僧」群的意识，吐露「一般人都认为有迅予改革的必要」的要求而已。

改革僧装的理由，主要是：「今日僧装穿起来那种腐败的样子，就给社会一般人一个太坏的印象。……总之，社会群众给我僧众这种冷视的态度，以及种种讥笑，并不是由于僧众心理上或行为上有什么弱点暴露，或是僧众知识能力不够，其主要原因，乃由于僧众服装不能适合群众的心理，因而博取不到群众的欢迎」。这个改革理由，是歪曲的，倒果为因的！今日僧众的遭受社会冷视与讥笑，坦白的说，不是别的，正「由于僧众心理上或行为上」的「弱点暴露」，是僧众的「知识能力不够」。近代的中国僧众，道德、知识与能力，普遍的低落。在社会的群众心目中，不断的印上恶劣印象，这才渐渐的从信仰而怀疑，从尊敬而轻视。等到造成了轻视的社会意识，那就不问你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如何，只要见了表示僧相的僧装，就会发出轻视与厌恶的表情。这那里是「僧装之累」？分明是集团累了个人，僧众累了僧装。也就因此，仅是形式（僧装）的改革，或个人的学德，不能有效的改变社会对于中国僧众的冷视与讥笑。如不能认清这点，或故意的不肯承认，想将僧众遭受歧视讥讽的种种难堪，归怨于僧装的腐败，这不能不说太缺乏反省，太自欺欺人了！我希望一般「新僧」并不如此，而只是建议者个人的错误。

基于改革理由的错误，建议的「提高礼服」与「新装样式」，自然也不免犯着严重的错误。他建议除了少数人在特殊时节（宗教礼节），穿著高贵的礼服而外，平时与一般僧众，都改着新装。新装又分德僧服、职僧服、学僧服三品。此种新装的缺点，一、不合僧装对内的平等原则：佛制三衣，是每一比丘所必备的，并没有级别。依照建议的新装，服装将要表示我们的阶级，知识深浅，能力强弱，职位尊卑，德学高低了。这个错误，虚大师是深刻理解的，所以说：「此衣之式，略同东初所议职僧服；废德僧、学僧服」。僧装应符合佛制的平等原则，不能有级别的区分。二、缺乏僧装对外的表相作用：依建议改革的新装样式，不免与在家人服装相混杂。

我相信，新装的拥护者，会用不同的理由来辩护。初步的理由是：我们的新装，并「不同于俗服」。的确，新装的样式，并不与世间的任何服装完全一致。但这种不同，在一般的社会群众，不能一望而知的发觉他的差别，也不能从这点不同中，知道你的身分。简单说，这样的服装，不能明显的表示出僧侣的身分。所以「不同于俗服」的理由，不过是诡辩而已。

温和的修正者，会解说给我听。佛制的三衣是应该遵用的；试用的新装，不过是俗服的改变。有合时宜的便服，有表征僧相的僧装；过去的三衣与海青等，不也是这样的吗？但这种解说，不能使人满意，因为不足表征僧相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佛制表征僧相的僧装，决非专用于上殿、过堂或者说法，而是不离身的，随时随地能从服装中表彰僧伽身分的。现在仅有遵用三衣的空名，不过在山门里用用而已。穿起新装，特别是走向十字街头，试问僧相何在？如此种新装而普遍使用，进门做和尚，出门混充俗人的流弊，势必不堪设想！过去中国僧人的便服（圆领衣），与时装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出门不披袈裟，仍能表彰僧人的身分。试问试用的新装，能否如此？

新装的建议者，早已自觉到「不同于俗服」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所以索性否定区别僧装与俗装的必要说：「僧众与在俗人，不必在服装上分别，要在心理上分别，要在言行上分别」。在心理上、言行上分别，是对的，不必在服装上分别，却是错的。佛制僧装的染色与割截，正是为了要在服装上分别僧俗，形式与实质并重。假定偏重实质的老上座，作如此解说，我倒还可以原谅，但他决不会起来建议僧装的改革。因为僧众的腐败与革新，不必在服装上分别，要在心理上分别，要在言行上分别。服装的新旧，有什么关系！新装的建议者与拥护者，不能把握社会歧视僧众的原因，浅见地专在形式上打算，想从形式的改变中，消除僧俗的界限，以逃避社会歧视的目光。那里还记得要在心理上分别，行为上分别！为了掩护自己的错谬言论，才伪装的唱起偏重实质的论调。

建议者又从另一理由，为缺乏僧相的新装作辩护：「事实警告我们，必须由山门内搬到山门外来，佛教才有办法」。「要普及佛教于社会（「使佛教与社会打成一片」），首先要改革僧装，使得僧装群众化，把社会群众与僧众间隔碍化除，达到四摄法中同事化导的目的」。「搬出山门外」，不外乎僧众健全，能以佛法化导社会，因社会群众的信解佛法，奉行佛法，达到人间佛化的目的。搬出山门外，决非等于取消僧相；保存僧相，也决不会障碍佛法（如天主教的神父、修女，服装特殊，并不障碍该教的普及）。真正有心为教的青年，应该精进的，辛辛苦苦的把佛法搬出山门外，决不能取巧放逸，光是拆掉山门就完事！佛教是有僧众与信众的差别。佛制僧伽，以住持正法为究极目的，类似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以及政党的从事党务工作者。所以僧众的化导社会，在乎怎样的教化信众，组织信众；信众就是遍入各阶层各部门的。不仅普及社会，而要实行佛法，化导社会，改造社会。这样的分工合作，才能达成佛化世间的理想。不能明确的意识到自己的应尽责任，而企图化僧为俗，从事信众的社会事业。如此的「与社会打成一片」，不过放弃自己的责任而已，取消自己而已。退一步说，如确有为教的真诚，立志要从事社会事业，表现佛教精神，以转移社会心理。也许这更适合于自己的性格与兴趣，那就应该贯彻护教的真诚，退出僧团而改取在家的立场。

新装的建议者与拥护者，会严厉的反驳我。新装是这样的美丽合时，为什么硬要反对？说什么「不足表显僧相」。「今日僧众服装与俗人不同，但僧众的信仰言行，未见得比俗人高超，甚至不及俗人」。到底表显僧相有什么用处？我可以告诉大家：僧装的标相，可以使你尊贵，假使是佛法昌隆、社会尊敬的时代。也可以使你卑贱，假使是僧众窳腐、社会轻视的时代。单从社会的观感来说，表征僧相的形式，不是一定的。也就因此，社会的反应如何，不成为僧装改革的理由。单是形式的改变，不可能有效的转移社会观感；换汤不换药，是无用的。然而僧装的需要标相，却另有理由。佛的建立僧团，是预想僧团的清净和乐。有同一的思想与意志，同一的理想与实践，负起住持正法责任的。佛制戒律，古人立清规，近人谈整理，都是以此为理想而求其实现的。这当然要重视内容，而表相的形式，也可以（相对的）促进僧团的精纯。从生善方面说：僧相，能使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身分与责任，尊重自己，爱护圣教（古人的一日三摩头，也是此意）。同时，僧相能表征僧伽的德相，易于使俗人识别而起敬信心。从止恶方面说：僧装有了标相，不致被人误会或牵连（古代本因被人误认为盗，才加上染色的区别）。同时，社会意志会加以约束，甚至强迫你履行僧伽的本分。所以「世间增上」，为惭愧心生起的因缘。受到社会的约束，顾虑到社会的批评，不敢放逸去为非作恶。表征僧相的僧装，虽没有决定作用，而相对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在佛法衰落的现代，正应该利用社会的约束与督导，而改革者却漠视他的价值，这等于夸谈水利而自毁堤防。

关于提高礼服，佛制的僧伽黎是被废弃了。七衣、海青等高贵礼服，不再是一般僧众的礼服，被奉献为少数阶级的特权与荣耀。这种非法建议，真是岂有此理！

何以而有提高礼服与改革僧装的建议？何以如此建议？构成此项建议的意识根源何在？应该是这样的：向山门外眺望，社会的一切是好的，值得追求的。可是佛教的制度，尤其是僧装，给以种种约束，不得自在。社会人士见了僧装，会立刻歧视、讥笑，连自己也觉得「那种腐败样子」了。但转身向山门内看看，觉得寺院的方丈、当家、法师们的尊严，优裕清闲的生活，是多么理想。从前，住金山与宝华，目的为了当职事，接法当家做方丈。现在时代变了，目的不变，进佛学院也还是为了这个。地主经济的寺产，加上信众的供养与礼敬，是值得留恋的，这些不是都可以取得的吗？然而，谁也不能老在山门里，特别是不大称心的时候，总得去外面看看。有时看久了，觉得外面太好，为什么穿上僧装的和尚，就不能这样呢！决计不干了！可是刚刚向外提起脚步，准备脱下这「腐败」的僧装，一阵说不出的空虚感，又把脚缩了回来。凭什么走出山门？财富吗？学问吗？技能吗？体力吗？或是社会关系吗？什么都没有。想到闲散惯了，一旦走入紧张争逐的社会，多少有点胆怯。越想越怕，心也越冷，还是关起门来做方丈的美梦吧！梦虽是那么美，可是时代的浪花，拍得山门震天价响，不由得揉揉眼睛，留心的察看：寺院的被侵占，寺产的被剥夺，土豪劣绅的压迫，社会普遍的讥刺：想到将来，眼皮儿再也合不上。这样的门外门内，千回百转，竟然找到办法了，而且是十全十美的。「改革僧装」，是多么前进呀！进退两难的苦衷，彻底解决，得到进退的自由。进门做和尚，不消说还是老一套。走出山门，事事无碍，社会人士不再会知道是僧人而加以轻视，也不会以僧人的本分来约束，好不自在！在普及社会的口号下，名正言顺的去学学世俗事业。假定取得僧界权位，也就算了，否则山门外的路宽着呢！这不能不说是好办法！舍不了寺院的财富与权位，受不了社会的刺激与诱惑，该是一般要求僧装改革者的意识根源。

不单是这样，如此改革的心理根据，还有蒂固根深的封建余习。在古老的寺院里，充满封建臭味的阶级性。看到清众衣食住的低劣情况，与和尚当家们作一对照，即可以想象而知。在大殿里，和尚才挂念珠，纠察只许手串，清众是一概不许。阶级性的古规，丛林里还多着呢！建议提高礼服的少数占有，新装式样的阶级性，惟有在这封建气味浓厚的寺院里，熏习成性，才会有意无意的建议出来。海青、黄鞋等，在建议者看来，那里真是「腐败样子」，这不过是面对社会的自卑感。如在山门里，穿著黄海青，配上合掌帽、黄鞋子，挂一串念珠，一向是被赞赏为大雅美观的。所以被咒诅为改革理由的「腐败样子」的海青、合掌帽，在山门里，却一变而成为高贵的礼服，而且被规定为少数阶级的特殊礼服。这种根源于丛林的阶级意识，透过时代社会的刺激与诱惑，才交织成如此改革。此种改革，对外不像僧，对内不够新，不新不僧的僧装改革，是难以容忍的，不能不加以彻底的批判！ 　　

八 我的建议：中国僧装是应该改革的。我的建议，可分两点来说。一、应该改革；二、如何改革。现代的中国僧装，是应该改革的。不是为了「奇形怪状」，也不是为了「腐败样子」。理由简单明了，那就是僧装应适合于时代及环境。从佛制僧装的意趣说，僧装即是那个时代的印度俗服，佛不过加以染色及福田的割截相。佛没有保存古印度的服制，也没有采用别处的服装，这原则是值得我们遵行的。从契时契机的观点说，服装因时代因环境而不断的演变。我们的住处、用具、交通，甚至饮食，都在随时代而推移，为什么我们的服装，要停留在社会废弃了的古装阶段？何况这还是中国古装，与佛制无关。今天不变，明天还是要变的。终于要变的，谁敢说佛法千万年住世，而中国僧装将永远是圆领方袍！说到如何改革，这必需是「合乎佛法，不违世间」的。

僧众负化导社会的责任，即不能使社会误会你为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人物，而有碍于僧众与信众的接近。我们应该效法释尊，采用此时此地的服装。以现代中国（内地）的服装来说。根本没有统一。有久经国人服用的满装。有舶来的西装，还有中山装。僧装不应硬性规定，采用某一服式，也不需要创新。在满装、西装、中山装中，如硬性规定某类为僧装，决难得僧团的共同满意。而今日中国的一般村镇，满装还非常普遍，如规定为西装、中山装为僧装，容易引起民间的隔碍。如规定满装为僧装，那在都市中，尤其是西化深的都市，或接近西化的信众，也未必恰当。多少带点党性的中山装，赞成个人的采用，也没有规定为僧装的理由。我也不赞成创新，不但新装的式样，不容易为全体所乐意接受，而规定的一律的新装。将来又不免旧了，我们将常为僧装的仍旧与创新而烦劳！我们只要有僧伽的标相，在共同的僧伽标相下，随教化的环境，随时代的演化，给予每人以服装选择的自由。这是何等彻底（不会再有僧装的改革问题）！何等简单！

这样的「采用俗服」，怎么能「表显僧相」？佛制僧装（三衣）的标相，是杂染色与割截相。至于长方形的布幅（袈裟旧样），不过是印度的俗服。如没有染色与割截相，在印度是不足以表征僧相的。今日的僧装改革，应为一劳永逸的彻底计划。尊重佛制原意，中国的僧装，不应采用印度式，而应该中国（俗服）化。即在现代中国俗服，满装、西装、中山装上，加以染色与割截的标相。杂染色不成问题。问题在中国俗服的怎样割截化？我们应该了解，割截不在乎割割截截，在乎作成田畦（稻谷）的形象，用以表示僧伽的功德，也就成为僧人特有的标帜。印度用长方形的布幅为衣，可顺着长方形的布幅而作成传统的袈裟。中国服装，想那样的截成五条、七条，是不可能的。好在福田相是僧伽的标帜，等于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党徽。或制为长方形的旗，或制成圆形的、长方形的徽章。不在乎长方形的圆形的，不在乎旗与徽章，但同样代表了党，谁见了也知道是国民党，这就是标相的真正意义。所以，我建议福田衣条纹的僧伽标相，可仿照军人符号，作成长方形（宽度与长度。应视实际情形再作决定。但宽与长的比例，应依律制而比例缩小）的田形条纹，密着于右胸（一般徽章在左。但佛教是重右的）。为了免除进门挂上，出门除下的流弊，可仿照海青、长衫的牌子（中国古时俗服，此处本有花式。僧众采用。即不用花式而刺成牌子。有的说，这是代表衲衣相的），刺在服装上，明显的表彰出僧伽的身分。这一不离中国俗服而表彰僧相的建议，即不取中国古代的僧装与俗服分化，而恢复佛制的僧装与俗服合一。佛制三衣。即内衣、常（礼）服、大礼服，这是应该保存的古制。好在现代服装。不论是满装、中山装、西装，也有此种意义，所以不难协调。假定是满装，除裤子外。在衬衫与短袄上，可加剌五条田相。在长衫、夹衫、棉袍上，可加刺七条田相。在马褂上，可加刺九条田相。中山装与西装，都可依此而加上内衣五条，常（礼）服七条，大礼服九条的标相。这不仅是僧装与俗服的合一，而且是标相与保温实用的合一。如依此建议，不但中国内地的僧装问题彻底解决，而蒙藏、朝鲜、日本、南洋、欧美的僧装，也可以顺利采用而毫无困难。这种表彰僧相的僧装，对外是明确的，不同于俗相的，随时随地能表示出僧人身分的。这才真的能做到「三衣不离」，而不是包起来带在身边的。对内却又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性，表象僧伽的和合。合于佛制的原则，合乎世间的实况。统一而不妨差别的自由，差别而不碍统一的和合。在不息的演变中，不会顽固守旧，也不会标新竞异：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建议。

依佛制的意趣，僧装应该是：一、材料，以不杀生为原则。不得用丝织品。二、价格，以不奢侈为原则。佛教为一般民众的宗教，应保持淡泊、知足的传统精神。服装价值，可比例此时此地的农工，及一般中下级公教人员的情形为标准。三、颜色，以杂染色为原则。庄重、肃穆、宁静、和蔼，杂染色是最适当不过的。不得用纯黄等正色，及鲜艳的杂色。四、大小，以适中为原则。社会的服装，是时宽时窄、时长时短的，僧装应取乎中道。但宁可宽大一点，表示雍容宽大，切勿过于窄小，使人感到迫促。五、标帜，以显了为原则。在杂染色的俗服上，刺上五条、七条、九条的长短条纹，因为比例的缩小，如作九条以上，会混杂不明。至于标帜的颜色，为明显起见，可用黄色（中国现在的大衣，多用金线）的，但也不一定。此项颜色，佛教也曾有过区别，如五部的服色不同（西藏的红帽派与黄帽派）；中国明初的僧制：「讲僧衣红，禅僧衣黄，瑜伽僧衣葱白」。此种颜色的不同，并不表示身分的尊卑，而只表示派别。中国僧装的标帜，或也可以参照这种旧例而略有不同。总之，我的建议，在「合乎佛制，不违世间」，作大体的论定。如觉得值得参考，那更需谨慎而周详的研考。尤其是有关实行的时机与步骤，是更不能轻率的。卅六、二·一０ ，脱稿于世苑。太虚按：吾原拟于修正东初职僧服上，再加以五条、七条、九条福田僧相的袖章或０襟章，试制未试用，兹附提及。